纪念赵延年先生诞辰100周年丨刻画在生命的长河中

发布时间：2025.11.21 18:40

今年是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已故馆员赵延年诞辰100周年。赵延年先生几十年如一日专注于版画艺术，其作品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独创的“晕刻法”“透印法”，对于我国木刻版画的创作和教学具有深远影响。本期特推送赵延年先生文章，以作纪念。

赵延年

赵延年（1924-2014）浙江湖州人，1991年10月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浙江省美术家协会顾问、浙江版画家协会名誉会长、浙江省漫画家协会顾问。代表作：《弃婴》《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

刻画在生命的长河中

赵延年

一、关于《民教木刻》

1940年秋，我考进了在广东战时省会韶关新建立的广东省立战时艺术馆美术系。年底，学校派我和几个同学随老师去省民众教育馆上窑实验区画宣传画。回校不久就提前毕业，被派到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任艺术干事。17岁的我从此踏入社会。

那时，全国上下同仇敌忾进行抗战。省民众教育馆作为省级机构，每天处理的事情很杂，很多。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在大竹棚内日夜加班，赶画几十幅三尺长的彩色布画，有单幅、有组画，画好后送省内各县巡回展览宣传抗日。布画不易破碎，便于运输携带，到了一地只需挂在墙上或绳子上就能展出，画面色彩鲜艳，内容明了易懂，很受大众欢迎。抗战时期这个宣传形式在内地极为流行。二是负责编辑一份四开大小的《民教木刻》画刊，我为主创人员。我充分发挥木刻的优势，紧跟形势，自编自刻，刻好以后即送印刷工场上机印刷，之后也是寄送省内各县供宣传抗战教育之用。

自画像（2004年）

几十年间风云变幻，这两件事我虽在记忆和访谈中多次提及，却一直没有实物再见，令我遗憾。亲友也曾相助寻找，时间久远，难了。今年元旦过后，湖州的沈键先生从广东省图书馆的千万件书刊中寻到了《民教木刻》创刊号原作，并专程飞赴广州，拍照后复印寄来；回湖州后他又将作品制成锌板拓印后亲手送我。看到这七十余年前的往日旧物意外复原，回想当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抗战的大号召下的种种经历，感慨惊喜之余，更为感动、感激。在此向沈键先生深表谢意！

（2014年4月）

二、《朝鲜人民热爱中国人民志愿军》创作谈

1950年，我26岁，在隶属于华东军政委员会的上海《华东画报》社工作，担任美术编辑。10月份，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一道，抗击美帝野心狼。那时候，”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咳啦啦啦啦、咳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的歌声四处传唱，全国人民群情激昂。任何关于朝鲜战场的报道都是人们最关注的消息，它牵动了每个新中国公民的心。很快，我们美术工作者从有关的新闻纪录片和内部资料照片上陆续了解到一些战争情况，大家据此开展创作，希望通过画笔将自已的力量发挥出来，融入到抗美援朝的洪流之中。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工作极忙。无论是工作或生活方面的条件远远不能与现在相比。尽管领导分配任务时留给我们创作的时间不多，但是凭着自己年轻，更有一腔抗美援朝的热情，连熬几个夜班也就将作品赶出来了。《朝鲜人民热爱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新仇》（后也曾名《向美帝讨还血债》）这两幅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为了能更好地发挥宣传效果，两幅作品我都用套色木刻表现。一幅作品表现朝鲜人民顶风冒雪、热情热烈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赞颂中朝两国人民在血与火的交融中缔结下的深情厚谊；另一幅刻画了志愿军指战员看到朝鲜三千里江山生灵涂炭的惨烈景象，面对美帝的暴行，发誓为朝鲜人民复仇、讨还血债的坚定决心。

由于年代久远，创作的具体日期我已记不清了。但推算起来，约在1950年底至1951年初这段时间，画面中的雪地场景也说明正时值冬季。顺序是《朝鲜人民热爱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前，《新仇》在后。为什么呢？可从两幅作品的军服上看出：最早入朝的志愿军行色较为匆忙，身上穿的还是东北解放军的军服；而在稍后创作的《新仇》中才有了我们大家熟悉的有明显特征的志愿军棉衣棉裤。而这些创作素材均来源于公映的新闻记录片和内部刊发用于宣传的资料照片。

（2012年6月）

三、关于《那年那画》

沈键先生付出了多年的辛勤劳动，终于使这本由他编的《那年那画》得以问世。出于对绘画的喜爱，沈键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在不同的书店、书摊、网店以及交易场所寻找我发表在不同年代、不同书籍杂志上的作品。这些散落于陈年的旧作印刷品经他精心归集、策划、印刷、出版，使我有幸重回逝去的岁月，重温当年的创作情怀。我衷心感谢他！

书中刊登的这部分作品，时间跨度自我15岁第一次发表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的漫画《送殡》至1966前二年止，种类包括木刻、年画、宣传画、连环画、素描、封面设计、电影海报及水印木刻等等。现在看那时的有些作品虽然很幼稚，但却真实。无论是人物的衣着打扮、从事的种种生产劳动、街景场面和标语口号等等，一一都是当年现实生活点点滴滴客观描绘的反映。所以当沈键把他收集到的这些旧作印刷品拿给我看时，真是倍感亲切，恍如隔世，让我叹息不已。

书中还收集到了40年代的几幅作品。这批解放前的木刻是我揭露国统区黑暗腐败统治下旧上海人民苦难生活的记录。黄岩的顾奕兴同志受我之托，帮助用锌版翻制了《负木者》《寂寞的马戏团》《饭摊》《老板娘子，把点儿吃的吧！》《想…起了…》《炮竹声中．除旧迎新》等十五幅，才留下作品图像资料。今年三月份湖州博物馆整体收藏我的作品，怀着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我将《抢米》和《弃婴》这两块40年代仅存的心爱珍贵原版一并捐赠。

抢米（1947年）

弃婴（1948年）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时，我调了过去，任“宣传画、年画创作小组”副组长。年画是中华民族春节传统的民间民俗文化之一，雅俗共赏，深受人们喜爱，有着悠久的历史。新中国诞生后，文化部下达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指示》，同时强调将古老年画充分利用改造，开展了“新年画运动”。因此在这一段时间里，不管是油画家，还是国画家、版画家、漫画家，都踊跃参加新年画的创作，我也画了几张年画。第一张《新夫妻下田》作于1952年，是模仿月份牌手法的；第二张是1953年在第一张基础上按自己的表现要求进行创作的，题目是《工人同志给我们装好了抽水机》。后来到1956年前后还和唐云合作过一张，他画荷花，我画人物。记得为搞年画的创作，我到松江农村去深入采风，吃住在农家，随他们一起劳动、生活，画了不少速写。解放初期，农业生产方面开始推行一些机械化农机具，抽水机正是当时的新农机之一。从前种田，全靠老天；上海周围农村种水稻较多，更离不开水。抗旱抗涝尤其是抗旱时就用水车车水，劳动强度很大。这种现在田园景点和旅游区内作为点缀摆设的老式农具，在当时农村随处可见。抽水机出现在乡下，体现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的新气象，男女老幼看着它“突突突”喷水时开心的样子，很是动人。我抓住这个情景，根据具体素材进行了创作，完稿后的发行量也算可以。

新夫妻下田（1952年）

1954年华东美术家协会成立，我奉调去任专职画家。至今仍记得《工人同志给我们装好了抽水机》这张年画当时就被挂在会客室的墙上。眼下，纵然绘画艺术随着电子数字技术的发展变得让人有些眼花缭乱，但半个世纪以前的年画依然能以它明快向上的基调吸引今人的目光。

工人同志给我们装好了抽水机（1953年）

宣传画我也画过不少。收入本书的那幅《丰收细打多收粮食》不仅以宣传画的形式出现，后来还用在讲义夹上作封面。因为我的孩子读小学时曾买回来一个讲义夹，我才知道。在我的宣传画里，有不少儿童形象。他们是由我、我大哥和邻居家的孩子们做的模特儿。那时孩子们还小，搞不清什么是“模特儿”。于是我说“来，帮忙做样子”,他们就会高兴地跑来配合我，摆好姿势让我画。时间久了是有点累的，他们嘴上不敢说，可是摆好的姿势会走样，小胳膊小腿不是最初时的角度力度了。这时我就给点糖果小点心鼓励他们一下，稍休息后仍继续进行。现今我看着画上他们小时候的模样，再看此时的他们，已是60多岁的人了，不禁哑然失笑。

1957年，我从上海美术家协会调到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任教。自此以后专事木刻领域的教学和创作了。如今，这些60年前左右的久远往事重新回想起来，我心中倍感温暖、欣慰、感慨。

（2012年5月）

四、我和连环画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虽然经历过种种不同的遭遇，但我的爱好始终未变：画画！我一生使用过各种不同的绘画工具，用过各种不同的画种进行创作，其中包括连环画。我第一本连环画于1948年底或1949年初在上海《大公报》上连载，是根据端木蕻良先生的小说改编的，内容是讲述东北参民的爱情悲剧，每天刊出几幅。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报社的编辑认为原来的悲剧结尾不妥，改了以后要我重画几幅，在报纸上再从头到尾连载一遍，只是画幅缩小了。后来还为其出版过“新连环画”，可惜现在连书名都记不起来了。

此后，1951年创作出版了《劳动模范张富贵》及与黎冰鸿、杨可扬等同志合作的《抗美援朝的怒火》，1982年创作出版木刻连环画《梦幻》。木刻连环画《阿Q正传》是1978年开始创作的。

首先便是为阿Q造像。如何表现“具有农民质朴和城市游手之徒的狡猾”？确实十分困难。经过反复读原作、反复构图之后，1978年我专程到绍兴柯桥去深入生活。半个月时间，天天泡在田头、农家和市集，画了一大批素材，其中画了不少农民头像的速写。经过多次调整提炼，在头型、五官、动态上都做了处理，才刻成阿Q的头像。经过一年多，陆陆续续刻了四十余幅。后来由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约稿，于1980年刻成58幅一套的木刻连环画出版。1994年我重刻了其中的一部分并增加了两幅成为60图。这60幅木刻大部分刻过二遍，少数竟刻过三、四遍，加起来将近刻了200幅。

阿Q正传之一（1978年）

《狂人日记》38图是1985年创作的。在创作过程中，我反复阅读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原作，充分体会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狂人”之所以被称为“狂人”，是由于他以率真的本性对不平事物的愤慨，说出了一般人不敢说的话，因此受到封建礼教的排斥，使他的精神受到沉重压抑而激动。实质上他是一个比一般人更为清醒的真正的人。据此，我认为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既是真实的描写，又是抽象的概括，对“狂人”形象的定位，不能简单的夸张“狂”，而是要在表面的“狂”中体现出他特有的清醒与理智。因此在画面的处理上必须具有这双重的品格。

如第7图的狂人头像，画面上仅出现颜面的上半部，特别突出表现眼神：迷茫中清醒、呆滞中执着，在眼神中传达他狂而不癫的精神状态。在技法上运用白描的单线，结合体面的表现突出双眼，使人物的气质得到较好的表现，刀触也增加了表现人物精神的力度。

狂人日记之七（1985年）

第35图“狂人”从压在身上的木堆中爬出来，昂然挺立在顶端，逼视眼前的世界，头顶上乌云虽然浓郁，但遮不住他激奋的神采。这样的处理，使“狂人”的精神体现得到强化，画面虽然不大，但有一种较为宏大睥睨一切的气势。

狂人日记之三十五（1985年）

第38图“救救孩子……”这一幅中在大面积的黑块中，朝下劈出一个三角的白块，与下面的白块组成一个整体，高举双臂的“狂人”则形成一条斜线，与周围长方形的边框构成冲突与统一，以显示在黑暗的压力下“狂人”为了挽救孩子而发出的绝望的呼喊。为了表现狂人的性格，使文字和画面取得比较统一的效果，这一套画，在黑白处理上以黒为主，使画面的气氛有一种压抑之感；放刀刻作所产生的强烈刀触，又使画面产生一种泼辣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