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海外浙江文化遗存推进“浙学”研究创新发展

龚缨晏

浙江历史悠久，文化昌盛，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但浙江文化的创造者，除了世世代代生活在浙江土地上的本土浙江人之外，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外省人，甚至包括外国人。因此，就文化的创造者而言，浙江文化就具有海外特色。另一方面，浙江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对外交往的前沿，这样，浙江文化也通过多种途径流传到海外，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些海外浙江文化遗存对于“浙学”研究来说有何意义呢？对于当前的浙江文化建设来说有哪些作用呢？我们这里选取东西方两个实例。

实例一：散布在日本的“宋韵”文化遗存

《东亚海域丛书8》(汲古书院出版)

日本与浙江隔海相望，历史上一直是与浙江联系最为密切的海外国家。浙江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唐代，出现了从浙江沿海横渡东海直达日本的海上航线，木帆船最快三个昼夜即可到达日本五岛列岛。日本政府派出的遣唐使，也曾多次在浙江沿海登陆。唐朝灭亡后，随着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浙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吴越国与日本之间不仅存在着密切的民间商贸往来，而且还通过“信函外交”建立起特殊的官方关系。2000-2001年，杭州雷峰塔地宫发现的日本“饶益神宝”铜币，就是吴越国与日本交往的实物见证。宋代，浙江沿海的杭州、明州（宁波）、台州、温州等港口，都是通往日本的主要门户，明州港一度还被宋朝政府指定为唯一合法的对日贸易港口。

整个宋代，郑仁德、周文裔、周良史、陈咏、谢国明等众多浙江海商，扬帆济海，将浙江所产的瓷器、丝绸、书籍、绘画、工艺制品等大量运往日本。奝然、重源、荣西、道元、南浦等大批日本僧人不惧惊涛骇浪，先后来到浙江的天台山、阿育王山、径山等佛教圣地礼佛求法，并且带着佛像、佛经等返回日本。兰溪道隆、兀庵普宁、无学祖元、寂圆智深等中国高僧则从浙江启程，冒着鲸波之险，来到日本传教弘法。通过这些商人和僧人，无数的浙江产品以及精彩的“宋韵”文化产品被输入日本，并且对日本的佛教、茶道、书法、建筑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浙江对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日本学术界一直重视关于浙江与日本历史关系的研究。20世纪初，藤田丰八（1869年－1929年）发表的《宋元时代海港之杭州》《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条例》《中国港湾小史》《宋代输入之日本货》等论文，实际上都是以浙江为重点的。在木宫泰彦（1887－1969年）的名作《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浙江部分所占比重最大。2005年7月，日本文部省批准了一项总经费达11亿日元（当时约合7千万人民币）的“特定领域研究”项目，名称就是“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开创跨学科研究”（简称为“宁波研究项目”，英文为Ningbo Project）。该项目总负责人是东京大学的小岛毅教授，参加这个项目的不仅有来自日本各地的近130多位学者，而且还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美国等地的学者。这个庞大的研究项目，立足宁波，辐射整个东亚海域，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美术史、佛教史、文学史等众多领域，被誉为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跨学科研究。

2010年，日本的“宁波研究项目”完成，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驶向东亚海域丛书》和汲古书院出版的《东亚海域丛书》上。以“宁波研究项目”为代表的日本学术成果，一方面为浙江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另一方面也向浙江学术界提出了重大挑战。无论是从政治上来说还是从学术上来说，浙江学术界都应当对日本的相关研究进行认真严肃的评价和回应，而要实现这些目标，首先必须全面、系统地掌握分散在日本的浙江“宋韵”文化遗存。

实例二：来自英国的马利姑娘

甬江女中教学楼1922年5月埋下的奠基石

浙江人引以自豪的一点是，在中国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浙江在许多方面都走在前列，例如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即甬江女子中学的前身。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宁波人屠呦呦，正是从甬江女子中学毕业的。这样，当我们研究浙江在近代转型中的先行角色时，就无法回避甬江女子中学。这所学校的最早创立者，是一个名叫 Mary Ann Aldersey（1797-1868年）的英国女子。她在宁波生活了16年，是近代中国妇女教育、残疾儿童教育、幼儿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开创者之一，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妇女史、基督教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她在1846年1月6日所写的一封英文信中说，她被宁波人称为“Mauli Komiang”。本人根据这个线索，最后找到了一篇由“宁波公会教士”撰写的《马利姑娘传略》，由此可知，Mary Ann Aldersey在宁波期间被人称为“马利姑娘”。

现在我们知道，最早来到中国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于1825年回到英国时，向马利等几位英国女子教授中文。我们现在依然可以看到马礼逊用汉文和英文为马利所写的题字。1837年，马利乘船离开英国，先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聚居区中创办女子学校，1842年先到澳门，再到香港。在香港逗留期间，马利决定到宁波去传教。为此，她还尽量避免接触香港方言，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宁波方言完全不同于香港方言。1843年6月，马利来到舟山。1844年秋天来到宁波，同年年底在江北槐树路创办起女子学校，1851年迁到城内。1857年初，年近六十的马利姑娘决定远赴澳大利亚安度晚年，于是将自己的女子学校转给美国长老会。美国长老会于1846年在宁波也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美国长老会在接收了马利姑娘的学校后，就将两所学校合并在一起。后来几经变迁，发展成著名的甬江女子中学。目前，在甬江女子中学的校址上，已经建成一座专门的“宁波教育博物馆”。

马利将学校转交给美国长老会后，继续在宁波生活了几年。1860年下半年，马利离开宁波，前往澳大利亚，与其亲人一起生活在阿德莱德的麦克拉伦溪谷（Mclaren Vale）。后来，马利自己购买了一块土地，建起了一座二层楼房，并将其命名为Tsong Gyiaou。这个Tsong Gyiaou是中文“庄桥”的音译。庄桥，又作“章桥”或“樟桥”，清代属于慈溪县，现在改为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马利将自己在澳大利亚的新居命名为“庄桥”，反映了她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在马利的“庄桥”房子门口，摆放着两把从中国带来的椅子。她自己经常穿戴中国式服饰，甚至用宁波方言将自己饲养的一条英国小猎犬称作“黄狗”（wonk）。她自己则被别人称为“中国姑娘”。1868年9月30日，马利在其“庄桥”住所去世，享年71岁。她的墓碑，至今依然树立在麦克拉伦的一个公共墓地中。

被命名为“庄桥”（Tsong Gyiaou）的英式古典建筑

马利姑娘虽然是个英国人，但她在宁波生活了16年，她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浙江的妇女教育、残疾儿童教育、幼儿教育和职业教育。她所创办的女子学校，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马利姑娘无疑是近代浙江历史上的一位杰出女子。她的生平事迹，应当是浙江学术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国际学术界关于马利姑娘的研究，也应当是浙江学术文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离开海外遗存，就无法理清浙江近代妇女教育是如何产生的，就无法认识浙江在中国近代文化的兴起过程中是如何先行的。

收藏在世界各地的浙江文化遗存，是浙江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由于国家的闭关自守，积贫积弱，我们对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所知甚少，更谈不上利用。今天，世界快速进入全球化新阶段，中国奋力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浙江积极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先行探索，杭州将步入“后亚运”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已经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启动海外浙江文化遗存调查与研究工程。

（节选自第二届浙江“人文之美”研讨会《论文集》，作者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