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三角与吴越文化的界定

关于长三角的概念，迄今尚无一致的定义。其实，所谓“长三角”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长三角，是指江苏南部，上海全部和浙江北部、中部，大致限制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与钱塘江流域的地域范围。广义的长三角则包括了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甚至还可能包括江西北部、九江以东的江西（江右）地区。现在的长三角概念，则主要指苏、浙、皖、沪三省一市，而不包括江西，也还是广义概念。而“吴越文化”则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主要是指苏南、上海和两浙（浙东、浙西）地区。¹但广义的吴越文化区则可延伸至苏北的徐州和闽北。而其主体还是苏南、上海与两浙，其文化的覆盖面与长三角地区基本重叠。

二、吴越文化的定位与特色

良渚玉琮

吴、越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考古发掘的材料已经确证，大约五万年前，已有人类在今浙江建德一带居住（被称为“建德人”）；至少一万年前，吴地的先民已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居住、繁衍生息。而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在今浙江余姚市境内）及稍后兴起的、距今约四至六千年的马家浜文化（在今浙江嘉兴境内）、崧泽文化（在今上海青浦）和良渚文化（在今浙江余杭境内），以其在当时绝对先进的制陶、制玉工艺和打制、磨制、编制的石器、骨器、木器、竹器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干栏式建筑模式，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宣告了包括太湖流域、钱塘江流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文明历史的悠久与发达。从此，人们再也不能抱持黄河中心主义的态度，用鄙夷的眼光去谈论所谓的“东夷荆蛮”之地了。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吴”、“越”的称谓始于殷周之际。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和《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史书记载，大约三千一百多年前，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为了避让王位而东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好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后来，周武王伐纣胜利后，“追封太伯于吴”。到吴王阖庐时，国势强盛，乃筑大小二吴城。其子夫差，一度称霸诸侯，国土及于今之江、浙、鲁、皖数省，后被越王句践所灭，其地为越吞并。至于“越”之缘起，据史书所载，是因夏禹死后葬于会稽（今绍兴有“大禹陵”存），夏后帝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传二十余世而至允常、句践父子，自立为越王，号“於越”（“於”读作“乌”，专家认为是越人方言的语气词，也有专家认为“於”同“乌”，同“鸟”，是古越族以“鸟”为图腾的证明）。其时吴越争霸，先是吴胜越败，后来越强灭吴，句践称霸，再传六世而为楚所灭。

然而，作为诸侯国的吴、越国虽然灭亡，但其所开辟的疆土名称及其文化习俗却一直传承并不断丰富发展以至于今。如吴县、吴郡、吴中、吴山、三吴、吴语等等，皆承“句吴”而来；如越郡、越都、吴越国、越中、越族、越语、越剧等等，皆承“於越”而来。从历史地理而言，吴越分属两地却有许多重叠，如“吴会”，或指会稽一郡，又指吴与会稽二郡；如“三吴”，既含吴地，又含越地，跨越今之江、浙二省；如“吴山”，却不在吴都（今苏州）而在越地（今杭州）。正如《越绝书·纪策考》所记伍子胥之言曰：“吴越为邻，同俗并土；西州大江，东绝大海。”以及同书《范伯》篇所记范蠡之言曰：“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这里所记两古国的“同俗并土”或“同气共俗”，正说明二地文化风格的一致或接近。犹如经过数千年的积淀而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齐鲁文化”、“三晋文化”、“荆楚文化”等文化类型一样，在绵亘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也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和强大生命力的“吴越文化”。

吴越文化的特色，首先在于吴越地区的自然环境，可谓四季分明，气候适宜，山明水秀，土地肥沃。这样的自然环境，必然适合于人类的繁衍生长，也必然能孕育出繁华的人文环境。其次，是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沟通，尤其是隋唐时期大运河从扬州扩展到洛阳，对于南北水域交通的联通及经济文化的融合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第三，吴越文化区域，本来就是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之地，而且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先后称霸中原，号令天下。这也显示了他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实力的强大。因此，这个一向被视为东夷、荆蛮之地一旦和中原文化相接触，就会碰撞出强大的新思想的火花，而形成人才辈出、豪杰蜂起的局面。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而言，应当承认，自殷周至隋唐的两千多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始终处在北方“中原”地区的笼罩、引领之下，因而在文化上也基本上是以秦晋、齐鲁文化为主导。但自三国、两晋以降，尤其是隋唐五代以后，由于北方和中原地区战乱的频仍，南方战乱较少的局面，再加上南方水路的开通，所以出现了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趋势，吴越地区也日益显示出文化中心的地位。于是，这个地区逐渐发展为“鱼米之乡”、“文献名邦”，以至东晋皇帝发出了“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感叹。到唐末五代则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谣。宋元文人写出了“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的诗句。尤其是在南宋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学术文化出现了繁荣兴盛的现象。位于长三角地区的江、浙、沪、皖日趋繁荣起来，成为全国经济文化发展的示范区。据专家统计：明清时期的江苏、浙江两省，通过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人数在全国名列第一、二位；江浙两省兴建的书院是全国最多的，仅浙江一省就多达600所，居全国首位；江浙的藏书、刻书、出版、诗画、戏曲等文化行业，在明清乃至近代，都是全国最繁荣发达的省份。在这样的历史人文背景下，属于吴越文化的江、浙、沪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在中国文化史上能占一席之地的文化名人，其中许多名家又由个人及于家族，形成了绵延数世、甚至十数世或辉煌数代的文化世家。在这些文化世家中，有世代为官、声名卓著的政治、文化世家（如姑苏范仲淹父子、余姚王阳明父子、崑山徐乾学兄弟、钱塘徐潮、徐本家族），有从政治世家转变为文化望族的（如从五代吴越国王钱镠到近代学术大师钱玄同等钱氏家族），有在经学、史学、文学等传统学科影响较大的人文科学世家，经学如魏晋六朝时的余姚虞氏（虞翻、虞喜）、明末的无锡二顾（宪成、允成）、清代的吴门三惠（惠周惕、惠士奇、惠栋）；史学如南宋时的金华吕氏父子（本中、祖谦）、清代余姚二邵（廷采、晋涵）、嘉定钱大昕兄弟；经史兼擅的如余姚黄宗羲兄弟、甬上万斯大、斯同兄弟以及余杭经史名家章炳麟等；文学如明代苏州冯梦龙兄弟、明清两朝的崑山归氏（有光、归庄）、现代富阳的郁达夫兄弟、绍兴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等，也有医学、数学、天文、地理学等自然科学世家（如钱塘沈括、无锡顾祖禹、临海王士性等），还有书法、绘画、戏曲等艺术世家（如山阴王羲之、镇江米芾、苏州文征明、松江董其昌、湖州赵孟頫、兰溪李渔）和父女、母女诗画家（如平阳蔡英父女、台州吴门三才女等）、藏书刻书世家（如宁波范氏天一阁、常熟毛氏汲古阁、湖州刘氏嘉业堂），以及独树一帜的儒学世家——衢州孔氏南宗世家。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许许多多各具特色、各有专长的文化世家，为形成五彩缤纷、百舸争流而且富有经世致用精神的吴越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嘉业堂

据本人统计，仅仅在今苏南、上海和浙江地区，正式列名于国史纪传、称得上是“文化世家”的就有三百余家。除世代相传的文化世家之外，在吴越文化地区，还形成了许多师生相传或跨越地区的群体性学派、艺派，如源起于北宋，兴盛于南宋、转型于明清、绵延于近现代的浙东学派。其代表人物多为活动于今浙江一带及籍贯为浙江的学者。浙东学派在学术上经史并重、博纳兼容，在思想上敢为人先、富于创新，在学风上实事求是、敢于批判，在政治上以民为本、重视事功，可以说是宋明以来对中国学术与政治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其他还有清乾嘉年间以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经文经学派，有清初以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龚翔麟六大家为代表的浙西词派，有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四大家，如此等等，都体现了吴越文化广阔的包容性和巨大的影响力。

三、吴越文化的基本精神

吴越文化绵延数千年，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形态不同。如在先秦时代是吴越文化，在汉唐时代是经学，在宋明时代是理学、心学、浙学与吴学，在清代是朴学、徽学、浙东经史学等等，在千年历史的沟通碰撞与文明的互鉴互学中，逐渐形成了共通的文化基因与人文精神，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爱国主义精神。吴越地区在古代历史特别是宋元明清时期曾经历了野蛮的民族征服与暴力镇压，在反抗暴力的斗争中也涌现了许多爱国爱家的楷模与典范。例如，在春秋大国争霸时有伍子胥（吴相国）、范蠡（越大夫）这样忠君爱国的忠臣良将，在抗击金、元暴力征服时期涌现了梁红玉（安徽池州人，抗清名将韩世忠之妻）、陆秀夫（江苏盐城人）这样的民族英雄，在清兵南下实行民族征服时期，则涌现了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松江华亭人）、张苍水（浙江鄞县人）这样的抗清民族英雄。

二是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江浙沪的士子学人乃至民间工农商贾，历来有经世致用的学风和求真务实的创业精神。这从东汉上虞学者王充提倡的“重效验”、“实事疾妄”的学风就可见其端倪。从南宋永嘉学者叶适的“崇义养利”、永康学者陈亮“王霸兼用，义利双行”的事功之学可见其精神，从浙东经史学者黄宗羲的“经世应务”、“力行实学”也可知其宗旨。

三是民本亲民的人文精神。民本亲民是吴越文化的优秀传统。早在春秋战国越国败于吴国时，勾践与范蠡、文种君臣就深刻认识到了民心向背的重要性，提出了“缓刑薄罚，省其赋敛”的爱民政策主张，推行“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的民本政策，并鼓励生育，最终兴越灭吴。在浙学史上，叶适的《习学记言》、王阳明的《传习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最具强烈“民本”思想的经典性著作。叶适的民本思想体现在对“重农抑商”传统政策的批判，而主张“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习学记言》卷十九）。这个“四民交致其用”的政策实际上成了王阳明的“四民异业而同道”、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思想之先导。传统民本思想到王阳明、黄宗羲又有了新的提升。王阳明在其《传习录》中论其“亲民”思想曰：“（《大学》）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已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徳’，‘安百姓’便是‘亲民’。”（《王阳明全集》上册，《传习录》上》）这些话，清楚说明了王阳明的亲民思想是继承了孔孟民本思想而来。阳明又说：“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徳，虽亲民亦明徳事也。明徳是此心之徳，即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只说明明徳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这是说，亲民即是仁体之用，只说体而不说用，便像佛老了，所以《大学》说“明德亲民”是体用兼顾的。到了黄宗羲，又进一步发展了浙学前辈的民本思想，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启蒙思想命题，指出天下之大事“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见《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明夷待访录·原君》），这就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君以民为本”的思想转变为“天下（人民）为主（宰）”的民主启蒙思想了。

四是崇尚科学的理性精神。在吴越文化史上，出现过不少一心钻研科学、富有科学精神的学者与科学家，如东汉哲学家浙江上虞人王充，对天文、医学颇有钻研，提出了“宣夜”说和“元气自然”论，又著《养生书》多篇，是地道的哲学家和科学理论家，如北宋浙江钱塘人沈括，著有《梦溪笔谈》，博学多闻，对天文、地理、律历、医药等均有研究，是政治家兼科学家，清初安徽宣城人梅文鼎，是清初号称“历算第一名家”和“开山之祖”的科学家、数学家，明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同时也是精通天文、历算、地理、医学的科学家，所著天文历算著作有二十余种，不仅精于中国历法，而且精通西洋历法和回回历法，其子黄百家、七世孙黄炳垕都是著名的天文历算学家，其弟子海宁人陈訏著有《勾股述》《勾股引蒙》等专著，可与梅文鼎媲美。其他还有地理学家徐霞客（明末江阴人）、王士性（明代临海人）、元代著名医学家朱丹溪（名震亨），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市）人，多学科兼长的科学家、上海人徐光启等都是一时名家，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五是风清气正的廉政精神。在吴越文化史上，涌现了不少正直廉洁、无私奉公、清贫自守、俭约持家的清官廉吏，也造就了吴越地区相对廉洁的士风与官风，例如成名于湖州被称为浙学之首的江苏如皋人胡瑗、有被老百姓誉为“包青天”的北宋名臣、安徽合肥包拯，有写了著名《石灰吟》诗的明初大臣杭州钱塘县人于谦，尤为著名的是北宋姑苏大儒范仲淹和明末山阴大儒刘宗周²。这里仅重点介绍范仲淹、刘宗周。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范仲淹的大名，几乎是家喻户晓，他撰写的《岳阳楼记》，更是脍炙人口的不朽名篇，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句金声玉振，镕铸了中华民族历代士子的士魂美德，至今仍是修身金句和传家箴言。其道德人格和动人事迹，也是当今士子和各级官员学习的楷模。

范仲淹少有志操，洁身自立。与好友戚同文在睢阳应天书院同学苦读，使应天书院成了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摇篮，“士多出其门下”，他自己也成了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早期领袖。

范仲淹正直敢言，多次因谏诤皇上而被罢官免职。但他不改初心，在谪宦生活中，“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范文正公集》）卷15《润州谢上表》），访古寻迹，与好友滕宗谅等相交甚密。宋仁宗康定元年，宋夏交战，宋军大败。镇守主将空缺。范仲淹被推荐复职，任陕西转运使。晋龙图阁直学士，继任陕西经略副使，兼领延州事。他深入西部前线，视察、整军，部署对敌作战。戍边三年，举荐、识拔了一大批人才。如胡瑗、欧阳修、张方平等被延揽入幕。重用了狄青、种世衡等边将。安抚羌民，重整了边备。他与主将韩琦屡立战功，使西夏军队闻风丧胆，声名威震西土，连敌国之君元昊都敬称他为“龙图老子”。边疆人民还画像为他立生祠。

庆历三年，元昊求和，范仲淹被召入京，拜枢密副使，知谏院。又由枢密院入中书，任参知政事。他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措施：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长官，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武备，八、推恩信，九、重命令，十、减徭役。于是，开展了由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庆历新政的重点是整顿吏治，精简机构，因而得罪许多权贵。于是，范仲淹与石介、富弼、杜衍、韩琦等改革派官员被诬陷为“朋党”相继罢官，范仲淹也被罢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邠州，又知邓州。晚年病逝颖州（今安徽颖上）。

范仲淹一生廉洁奉公，其“齐家”精神也被史家传为美谈。他育有四子，分别命名纯祐、纯仁、纯礼、纯粹，皆承父教，品学兼优，“常以俭约率家人”。尤其为人称道的是，范仲淹在入参大政后，将俸禄、恩例所入，交由子侄操办，在苏州城郊购良田千亩创办义庄、义田、义学，并亲订《范氏义庄规矩》。后人钱公辅著《义田记》专记其事、述其德，说范仲淹“唯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而已”，“后世子孙修其业，承其志，如公之存也”。这是范氏家族的千年优秀传统。其义庄历经宋、元、明、清、民国五朝，惠泽了姑苏贫民一千年。

范仲淹是一代名儒，誉满天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讯传开，朝野上下，闻者莫不叹息。西北边民聚众举哀，羌族部落数百首领斋戒三日。好友韩琦祭文赞他“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朝廷赠他兵部尚书，谥曰“文正”。仁宗亲书其墓碑曰“褒贤”。后从祀孔庙，称先儒范子。朱熹称他为自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也可谓享誉至高矣。

刘宗周像

在此，我们要特别表彰一下既有理论、又身体力行的明代浙东大儒刘宗周。刘宗周（1578—1665年），字起东，号念台，学者称蕺山先生。浙江绍兴人。明朝灭亡、清兵占领浙江后绝食23日而死。他在明朝崇祯时期当过顺天府尹（首都地区行政长官）和都察院左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长），是明末腐败政治中的一股清流，一个典型的清官廉吏。他拥有廉洁、正直、敢言直谏（敢对皇帝讲真话，敢于直接批评朝政缺失及皇帝过失）、谨守礼法、为民请命、大义凛然、不爱钱、不怕死等优秀政治品质。由于上疏批评朝政弊端而被多次撤职罢官或削籍为民，但仍不改初衷，犯颜直谏，连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都怕他三分，不得不承认“大臣刘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见《明史·刘宗周传》）尤其可贵的是，刘宗周作为一个儒家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惩治腐败、实施廉政的思想主张。他认为，都察院（国家最高监察部门）的职责，“在于正己以正百僚”，在于澄清吏治，“吏治清则民生安，于以化成天下不难矣”。他曾特别以“明风纪”为题上书皇帝，提出了“建道睽（明确指导思想）、贞法守（依法断案）、崇国体（立法惩治大臣犯罪）、清伏奸（禁止官吏私自交接近侍）、惩官邪（惩治官员贿赂、跑官买官之罪）、饬吏治（加强监督、整顿吏治）”等六大廉政建言。他还写作了以加强官僚士大夫人格修养为中心内容的《人谱》专著。他的学生黄宗羲概括其师学术宗旨是“慎独”二字。

刘宗周既是明朝最后一位大儒，也是明末一位著名的清官廉吏。他曾任明崇祯朝及南明弘光朝的最高监察官左都御史。其廉政事迹如：

一曰“克俭于家”。他说“大禹一生得力，在‘勤俭’二字，所谓‘勤将补拙，俭以补过’云尔，终被他做了圣人。”一生特别节俭。终身未尝衣帛。民间遂有“刘一担”“刘豆腐”的绰号。

二曰“克勤于邦”。刘宗周读书认真刻苦，重在学以致用。他虽“立朝仅四年”，却上奏疏百余通，向皇上提出了一系列惩治腐败、实施廉政的建言，特别主张“大臣法，小臣廉”的防腐倡廉法，即大臣以身作则，带头遵纪守法，小臣就能廉洁自律。并在阐释《崇祯宪纲》时，提出“风（讽）吏治”的对策建言，要求各级官吏都要做到六廉（即廉善、廉能、廉辨、廉法、廉正、廉敬）。

三曰“慎独自律”。刘宗周的为官之道，既重视“知人善任”，也重视“严守官德”。“官人”的要求是：“论人之要，心术为本，行谊次之。官人之要，职掌为主，流品合之。”而“官德”的要求是，看重礼、义、廉、耻四种德行，而良好官德的培育，在于“慎独自律”。

刘宗周虽为朝廷重臣，但始终廉洁自律，清贫自守。他甚至于连曾祖三世七丧，都无法体面地安葬。同僚御史徐缙芳欲资助百金以襄助葬事。刘宗周婉言谢绝说：“百金之馈，其所取，义乎，不义乎？即使君有以处仆，仆则何以自处也？已矣，勿污我先人墓上石。仆所未了者……何至烦故人为念！”

四曰“清正敢言”。孟子有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就是传统儒家的处世之道。刘宗周任职官场，因仗义直言，先后三次被革职为民。他对于自己的“直言”“敢言”，亦有清醒的认识：“职以言获罪，职复何言！”

刘宗周“清正敢言”的官德，体现在不畏权贵，敢于斗争。他曾草拟奏疏，弹劾把持朝政的当国首辅沈一贯。为京兆尹时，“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阉人言事辄不应。或相诟谇，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侯苍头殴诸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门外。”这都体现了宗周不畏强权、依法治国的优秀品格。无怪乎崇祯皇帝多次以“清正敢言”来称赞刘宗周的官德与人品。崇祯十四年，朝廷特别起用刘宗周为吏部左侍郎时，崇祯帝曾亲自评论说：“大臣如刘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能及也。”刘宗周殉国后，南明朝赐谥号忠端。就连清朝的乾隆皇帝也尊称刘宗周为“一代完人，忠臣正士”，赐谥忠介，这彰显了刘宗周道德人格的伟大。

四、吴越文化对长三角共同富裕的影响与文化自信

我们从上述对吴越文化史的起源、发展、人物、精神的整理和描述可以看出，与长三角大致重叠的吴越文化史确实是历史悠久，文脉深厚，人文荟萃，精神感人，在吴越文化史上，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事件、著作与思想，这是数千年中华优秀文化文明成果的积淀，是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镜鉴，尤其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依据、动力与指路明灯。我们应当深入学习我们的历史，认真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以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服务。

那么，历经数千年的吴越文化史对我们当代的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有何思想启示和借鉴意义呢？

一是提炼吴越文化中以民为本、从民本到亲民到现代民主、人民至上的思想精华，真正做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告诫全党和全体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这一重要思想论述也是对中国儒家民本思想的直接继承和重要发展，也是对吴越文化从古越国民本思想到王阳明亲民思想到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我们要对吴越文化史上的民本—亲民—民本思想作系统的整理，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而不断努力。

二是坚守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周年庆典上说：一个世纪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必须同心同德发扬吴越文化史上许多先烈先贤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全面实现我们高质量全面发展，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和共同富裕示范区而不懈奋斗！

三是学习古越国勾践君臣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而再立新功。

四是发扬长三角地区风清气正的廉政精神，深入开展干部修身立德、清正廉洁的政治教育和全民道德教育，使广大干部重建敬畏意识（六大敬畏：孔子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孟子三畏：畏道德、畏历史、畏民心。敬畏即信仰）和文化自信（本质上是道德自觉），使我们的人民坚定树立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和道德自觉，使我们的干部群众都树立敬畏之心。“公生明，廉生威”，今天我们重温历史上清官廉吏的事迹与思想，应当继承与弘扬其基本精神，修身为本、廉洁治家、勤政爱民，清廉自守；切实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人文生态。

五是从浙学“民本、求实、批判、兼容、创新”的优秀传统中汲取力量，特别是要发扬“浙学”传统中“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实学精神传统，为完成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伟大目标而不断做出新贡献。

六是发扬吴越地区特别是明清以来吴越士子崇尚科学的精神，在数字化、人工智能大发展的新时代紧跟形势，不断创新，为长三角一体化大发展而创造新局面，拓展新高地。

 ¹ 苏南地区包括今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五个城市和若干江苏省辖县市。上海地区旧属松江府，浙江地区旧分浙东、浙西，浙东旧辖严州（今分属杭州市的淳安、建德、桐庐三县）、宁波、绍兴、台州、金华、衢州、温州、处州（今丽水市）八府，合称“上八府”；浙西旧辖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合称下三府。

 ² 关于范仲淹、刘宗周的事迹，参阅：吴光主编：《道德文章垂千古——宋姑苏范氏世家》，《理学大师，殉国名臣——明山阴刘氏世家》，载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版《中国文化世家吴越卷》第第17、626页，又：《论廉政文化的理论内涵、历史传统及实践方向》，原载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6期；张宏敏文：《一代廉吏刘宗周》，载2018年04月10日《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