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北三处“姑蔑”之谜

“姑蔑”作为地名，在传世文献中，盖始见于《春秋》。其《隐公元年》云：“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晋杜预注：“蔑，姑蔑，鲁地。”然而“姑蔑”何以省称为“蔑”呢？清惠栋《左传补注》谓：“隐公名姑息，当时史官为之讳也。”而据《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引《竹书纪年》云：“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正作“姑蔑”。因《竹书纪年》乃魏国史书，不必为鲁讳，其不省“姑”字，正足以证成惠说。而“蔑”字在《公羊》《谷梁》二传俱作“昧”，盖同音假借，如战国时楚人唐蔑，亦作唐昧，是其证也。又《左传·定公十二年》云：“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这里的姑蔑，即系《春秋·隐公元年》所记的姑蔑。然而姑蔑的确切位置在何处呢？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是“在今山东省泗水县东四十五里之地”。可见此姑蔑地处山东省之南部。

姑蔑之名又见于《国语·越语上》：“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辞源》认为此一姑蔑乃是“春秋越地，故城在今浙江龙游县境”。对此，笔者认为并不确切。因为据吴韦昭注“句无”云：“今诸暨有句无亭也。”这就是说，句践之地，其南疆仅到诸暨为止，而龙游更远在诸暨之西南数百里处，已不在此范围之内，明显与地理位置不符。而且此时句践方为吴所败，辖地多失，退保会稽，广仅“百里”，不可能到达远在浙西的龙游之境。故韦注认为“姑蔑，今太湖是也”，当有所本。据此，古代太湖之境也有“姑蔑”之称。

姑蔑之名另见于《左传·哀公十三年》：“弥庸见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见仇而弗杀也。’”杜预注：“姑蔑，越地，今东阳大末县。”据《清一统志》，姑蔑故城在今浙江龙游县之北，而汉晋时期龙游正属大末县，可见这里所记的“姑蔑”，才是今浙江省内的龙游之境。龙游在春秋时期属姑蔑国，当时姑蔑正援助句践抗吴，吴将弥庸之父为越所获，故姑蔑国军队获得其旌旗，而改署为“姑蔑”国号。弥庸认得“姑蔑”之旗即其父之旗，故疑其父为姑蔑人所害，而欲攻之也。据此，正可见出姑蔑援越仇吴的关系。

姑蔑之名还见于《吴越春秋》和《越绝书》。《吴越春秋·句践归国外传》云：“吴王闻越王尽心自守。……增之以封，东至于勾角，西至于槜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纵横八百馀里。”“姑末”就是“姑蔑”，古字音近通假也。这里所记的是吴王误信越王忠诚，故以战胜所得的越与姑蔑两国之间的广大土地增封之，乃使原来仅有“南至于句无”的越国扩张到“南至于姑末”，版图由原来的“广运百里”扩大到“纵横八百馀里”而与姑蔑国相接壤了。而《越绝书·外传记地传》则云：“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写干。”又云：“姑末今大末，写干今属豫章。”按“就李”即槜李，“姑末”即姑蔑。姑蔑在汉时为东阳大末县，写干汉时属豫章郡，两地相近，皆为越国灭吴又灭姑蔑之后鼎盛时期之南疆。此乃汉代的《越绝书》作者追述所谓“大越”之故界也。

以上所记三处“姑蔑”，一在山东南部，一在太湖之境，一在浙江西部，南北相距甚远。古代语言文字相异甚大，为什么会有这种异地同名的现象？这是纯属偶合，抑或其中寓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据笔者之鄙见，这一方位，正与徐国兵败南迁的路线适相符合，其间很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所以，若要探索姑蔑文化的渊源，有必要考察一下徐国的历史。

二、徐国南迁简史

根据古代文献以及各地徐姓宗谱所载，徐国的远祖可以追溯到黄帝。黄帝娶西陵女嫘祖为正妃，生子二：玄嚣、昌意。昌意娶蜀山氏女昌仆，生子高阳。黄帝崩，其孙高阳即位，是为帝颛顼，居“五帝”之次。颛顼裔孙曰女修氏，生大业。大业娶妻女华，生大费，是为伯益，佐禹治水有功。禹受舜禅，任伯益为相。禹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伯益娶姒氏，生长子大廉，受封于秦，为秦国始封之祖；次子若木，受封于徐，为徐国始封之祖，历夏、商、周，世有大功，子孙因以受封之国为姓³。

姑蔑（今山东泗水县东）本系徐族祖籍的发祥地，因其氏族声望很高，远近部落尽服其威，势力所及，远至淮海地区，而淮海地区在《禹贡》九州之中属徐州之域，这大概就是徐族始祖若木受封之国被命名为“徐国”的缘由。据赵宗秀《试论商末周初徐国之所在》⁴一文的考证，徐人曾在泗水县境内活动；今山东泗水县东南三十五里有汉舒村，汉舒之“舒”春秋之前与“徐”通用。《左传·哀公十四年》云：“庚辰，陈恒执公于舒州”；“甲午，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而《史记·齐太公世家》则云：“庚辰，田常执简公于徐州”；“甲午，田常弑简公于徐州”。“舒”字皆写作“徐”，《田敬仲完世家》亦同。故《索隐》曰：“徐音舒，其字从人。《左氏》作‘舒’，舒，陈氏邑。《说文》作‘䣄’，䣄在薛县。”这足以证明古时徐、䣄、舒三字可以通用，并说明古时䣄城在薛县之境，而薛县（今薛城）正在山东南部。

然而，地处山东南方边境的䣄城（今薛城）相去徐族祖籍发祥地的姑蔑（今泗水县）毕竟已有较大距离。这是因为周初成王始封周公之子伯禽于鲁（今曲阜市）以镇服东夷，故与之接壤的徐族不得不向南退却到今郯城地区。因而郯城乃成为后世徐姓集中聚居之地，并留有故徐城之遗址。而郯城与薛城同为今山东南方边境与江苏接壤的两个相近的城市。

据古史记载，徐国自若木初封，传三十二代至徐偃王时最为强盛。偃王名诞，躬行仁义，广得民心，诸侯朝觐者三十六国。其时周穆王方乐于西游，闻之，惧，乃长驱而归，遣使至楚，与之连谋伐徐。偃王爱民，不忍因战争导致生灵涂炭，故而弃国，主动向南撤退，终非叛也。根据史籍文献所载，参考野史传说，并考察与徐国有关的古迹故址以及后世徐姓聚居之地的分布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可知徐偃王弃国避兵时，徐国全族共分两支撤退：一支由偃王之子宗，率万馀家避居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及周穆王卒，其子共王即位，以徐偃王深得民心，复封其子宗继爵为徐国之君，即置都彭城。故徐州亦为后世徐姓主要聚居之区。另一支由徐偃王亲率其馀族人从今江苏境内经洪泽湖、太湖一线一直南撤，最终到达浙江境内。偃王卒后，后世子孙皆奉他为祖，故徐偃王的祠宇古迹及其传说遍及浙江各地。其中某支强宗又在今龙游之境建国，但因当时偃王之子宗已在彭城受周共王之封继为徐君，为避免国号重复，故追溯徐氏发祥地之“姑蔑”以为国号，建立姑蔑国。而在偃王率族南迁途中，族人当然也会有随地留居的情况，为了追怀祖先的发祥圣地，则路线所经的太湖之境也有“姑蔑”之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据此，无论山东泗水的“姑蔑”抑或太湖之境的“姑蔑”，尤其是浙江龙游的“姑蔑”，无一不从徐国的文化而来。

西周后期，周宣王曾“屡伐徐夷”。于是建都彭城的徐国又逐渐退却到今安徽泗县与江苏泗洪一带立国（泗县和泗洪的“泗”字，是否与徐氏发祥地姑蔑所在地泗水也有联系？待考）。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古徐子国在今安徽省泗县西北五十里。”因而其地也多存徐国古迹。徐国传到偃王十一世孙章禹时，吴国于周敬王八年（前512）举兵伐徐，引水灌城，徐国乃亡。徐国馀众避吴南撤至今浙江境内，乃与姑蔑国之徐族汇合。因徐国为吴吞并，乃与越国同仇敌忾，共同抗吴，亦在势所必然了。越国亡吴之后，又攻灭姑蔑国，于是姑蔑始成越地。《越绝书》所谓“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写干”，说的就是姑蔑国亡后的越国疆界。这就是徐国自山东泗水之姑蔑逐步南迁到浙江龙游之姑蔑的发展简史。

然而，唐韩愈作《衢州徐偃王庙碑》，对于徐偃王避兵撤退时其子宗“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随而从之万有馀家”的一支作为历史来叙述，而对于徐偃王亲自率众南迁浙江的一支则运用“或曰”的置疑笔法，作为传说来叙述，却是何故？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中国春秋以前的历史，都是详北而略南，吴、越两大国的早期史实皆成阙文，何况较之吴、越更为偏远的姑蔑国！所幸韩愈毕竟已将其作为传说写入庙碑之中，可见其事虽为史家所忽，而在民间的传说却历久未绝，而浙江各地的徐偃王古迹，又足可成为此一传说之铁证！

三、龙游石窟乃徐国文化遗址

徐偃王古迹遍及浙江各地。如浙北嘉兴的《至元嘉禾志》载“偃王逃之会稽，王之宗族有散在邑者，故后世为庙以祀”；“旧传在县西复礼乡”有徐偃王墓。在浙东的鄞县，据《成化四明郡志》云：“隐学山在鄞县东钱湖畔，旧名栖真，徐偃王隐学于此；一云在翁洲，王十朋《会稽赋》‘翁州访偃王之庐’。”翁洲更在今东海之中的舟山群岛。浙江东南海滨的温岭县，则有著名的“徐偃王古城址”。据《嘉定赤城志》记载，其城“外城周十里，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而“城东偏有偃王庙、碑、墓等”。在浙江西南的龙游境内，则有因韩愈为之写有《衢州徐偃王碑记》而著名的徐偃王庙。而在浙江腹地的绍兴，则有近年发现并为很多考古学者考证为徐国墓的306号大型墓葬，等等。以上所述古迹，皆为史家所习知，并已有很多专家著文论证，故此不再赘述。本文仅就近年发现的龙游石窟略述鄙见。

1992年，龙游县北的凤凰山发现规模宏伟、构造奇特、且为人工开凿的地下石窟。对此，引起了考古学界的热烈争论。专家们各抒己见，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其中最受人重视的当数如下几说：一、采石说，取石以筑海塘或城墙；二、仓储说，凿窟以作库房藏贮之用；三、墓穴说，认为当系吴越国王或地方诸侯的墓穴；四、藏军说，多认为是越王句践抗吴时作为后方藏兵之用；五、徐偃王弃国南迁姑蔑时的隐匿之所。以上诸说，就其文本而论，都可以自圆其说；而从全面加以考察，则未免多有其缺陷。此外还有几说，因为证据不足已为学界所否定，故不赘。

关于采石说，虽然言之凿凿自成其理，但取石以供实用，应以效率为重，并无必要作如此整齐划一的施工，何况洞壁、顶、柱全部经过修饰，恐怕有违常理。关于仓储说，为什么要费此巨大工程作为库房？库房又系私家所筑，抑或公家所筑？若系私家所筑，恐无如此巨大材力；若系公家所筑，为何史籍乃至当地地方志书杳无明文记载？而所谓墓穴说，作为如此巨大的群墓，却在各石窟中又缺乏一般的随葬品以资佐证。至于句践藏军说，虽亦言之成理，但在句践仇吴之时，句践仅退保会稽百里之地，后来虽由吴王增封到与姑蔑国接壤，但当时龙游尚在姑蔑国境内，并非越国属地；而且，按当时的人力和技术，也不可能在句践归国到亡吴的数年之内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所以句践藏军之说实亦有违史实。

以上诸说的最大缺陷，乃是对于采石之事全无史证。唯徐偃王说虽无史证，但可于韩愈的《衢州徐偃王庙碑》中或可略见消息。碑文云：“（周穆王）与楚连谋伐徐。徐不忍斗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随而从之万有馀家。偃王死，民号其山为徐山，凿石为室，以祠偃王。偃王虽走死失国，民戴其嗣，为君如初。……或曰偃王之逃战，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弃玉几砚于会稽之水。”文中说徐人曾在彭城“凿石为室”，然而其地至今尚未发现这一遗迹；而这一奇迹竟意外地在同为徐人立国的龙游境内发现了。其实，韩愈之所以将其写入庙碑，一定是他曾看到过史籍所载的有关徐人“凿石为室”的明文；而其错误则在于他把徐偃王弃国撤退时的两支徐人之间张冠李戴了。所以，韩文正可作为徐人在龙游“凿石为室，以祠偃王”的史证。因为龙游确实有许多迹象能够说明徐偃王很有可能确曾退至其地立国。不过，如果说是徐偃王隐匿于此，则恐未必。因为徐偃王既已撤退到离开中原如此偏远之地，尽可以公开立国，实无必要再行“隐匿”。或谓当系徐偃王所筑的复国藏军设施，然而徐偃王在徐国强盛之时，尚因“不忍斗其民”而甘自弃国退却，何以到了偏远之地已成强弩之末时，反欲斗民以复国呢？对此，笔者认为，比较合理的说法应该是，徐偃王的后代即姑蔑国之君所建筑的复国基地。因为徐偃王本人“不忍斗其民”而弃国，并不意味着他的后代国君都没有复国之志。所以，在姑蔑立国之后，为了重振徐人往昔的国威，才作出了如此规模宏大的立国和复国的军国规划。由于国家的精密筹划，且有世代相继不懈，才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这一宏大建筑，还可作为多种功用：在国家无事之时，可供祭祀祖先（徐偃王）或各种活动场所和储藏仓库；一旦有事，又可作为军用基地。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文化礼乐乃至军国兵戎皆适其用，这才符合这一工程的巨大价值。

近年来，由于徐国文化与姑蔑文化的日受重视，许多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都以自己的专长运用不同的资料和方式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还从两种文化的联系上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考证。本文未能从古文字和考古材料方面试作探讨，仅从古文献的角度稍作疏理，作为引玉之砖，以就正于高明，惟海内方家不吝赐教焉。

 ³ 据《浦江嵩溪徐氏宗谱》所载此段内容，女修作女循，大业作天荣，若木作大成，馀皆同。

 ⁴ 载《东南文化》1995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