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焕镳文集》前言

颜洽茂、水渭松

王焕镳先生（1900-1982），号觉吾，字驾吾，以字行，室名劳谦之室，江苏南通人。当代著名学者，文史学家、目录学家，爱国民主人士。他一生在文化教育界工作了整整57年，桃李满天下，著述20余部凡500万字。

先生自小聪颖，幼承庭训，由本为前清廪生的父亲口授《史鉴辑要》《地理韵言》，十一岁时，随二舅树萱先生学习《论语》《诗经》，两年后，改从堂叔守詷先生学习《史记》《古文观止》。此后，以第一名考入南通城北高等小学，教国文的钱啸秋先生，启迪了他对文学的爱好。高小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立第七中学（即今南通中学），国文教师孙锦标先生是研究方言的专家，对他的《说“閒”》一文很为赞许；继孙先生执教的近代著名学者徐益修先生，夸赞他的《祭妹文》情深意密，并勉励他以文学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先生“因受徐先生影响，比较倾向于桐城派古文，并潜心研读先秦两汉与唐宋八大家古文，得益匪浅”，1920年毕业后即投考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专业）。在南高求学期间，受业于柳翼谋先生与王伯沆先生。柳先生是史学家，对历史宏通而不守旧，极大提升了他的学术涵养；王伯沆先生是国学大师，曾作过岭南学者陈寅恪昆仲的业师，是南高首任国文系主任，对思想学术流派尤有深湛的研究。先生曾深情地说：“伯沆先生品格高峻，如魏晋高士，对我有神奇般的吸引力。每逢星期天，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到伯沆先生家里去。去的时候，脑子里充塞着各种杂念，一站在他的面前，聆听他的言谈，就觉得自己卑俗得很。在回校的路上，仿佛每一个毛孔都被冲刷干净了。”伯沆先生的崇高品格和治学精神，影响了他的一生。1973年，伯沆先生的女儿王绵女士赴香港与夫婿周法高先生团聚，许多物件一时无法携出，便将其父生前使用过的一方澄泥砚、一方端砚及一副拐杖交给先生留存，先生在接受先师的遗物时，特地焚香跪拜，情景感人至深，足见其师生情义深厚。

王焕镳先生晚年小影

1924年，先生毕业于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先后在扬州江苏八中和南京中学担任国文教员。1927年，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中文系助教。同年，由繆凤林先生推荐，到南京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工作，曾任保管、编辑两部主任，参与并主持编写《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藏书总目录》。1936年，应竺可桢校长之聘，辞馆职赴浙江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先生挈家随浙江大学西迁，辗转天目山、建德、安吉、泰和、宜山等地，最后到达遵义。在此期间，为竺可桢校长代撰《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抗战胜利后，随浙大回迁杭州，继续任教，曾拜于国学大师马一浮门下。1952年2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浙大文学院和理学院、之江大学文理学院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办的俄文专科学校和设在浙大的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合并，成立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浙江师院又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先生在有关学校工作了30年之久，先后任杭州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1978年任中文系主任，1981年改任中文系名誉主任；1961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研究员，1977年任浙江省政协常委，1982年继首任馆长马一浮先生之后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第二任馆长。

1970年与女儿及侄子合影

作为著名的文史学家、目录学家，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及著述，凡有以下几类：

一、周秦诸子研究

《墨子集诂》上、下册，200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先生早有研究《墨子》的夙愿，他说：“我是崇拜孔子的，而墨子也很了不起，体现了大公的精神，应该得到弘扬。”又说：“《墨子》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却不被看重，书又十分地难读。我已经七十岁了，就以此相伴终身吧！”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年，数易其稿，完成了其中论说文部分的撰写。

《墨子集诂》校释体例为：过录《墨子》篇章的一节文字，于其中当加校释之处，先列诸家之说，然后下案语评判诸家之得失，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加以充分的论证。综观全书，其主要工作在以下几方面：一、从义理、文字、声韵三方面综合考察，以订正误字，从而使字句流畅，意义完密，声韵谐和。二、根据《墨子》的文理和文例，移正错簡、订正脱文。三、疏通佶屈聱牙的文句。四、概述篇章大意，从辨明墨子思想的角度提出己见。五、纠正历来断句与注释之误。

此外，他编写的《墨子校释》通俗本，1985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拣择《集诂》解释之要的《墨子校释商兑》，也于198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学者评论说：“《商兑》体现了《墨子》校释的最新成果。”

凭借这些作品，先生成为清代孙诒让之后治墨学最重要的专家。

《韩非子选》，196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在此著的“前言”中，先生深刻地阐述了韩非法家思想的时代进步性, 同时也尖锐地指出其固有的偏见与刻薄性，持论辩证公允。

所选三十篇作品的“题解”中，结合具体的文字分别加以分析，别具只眼；在注释上，不仅博采诸家校勘之成果，而且颇多严谨精当之创见。过去研治《韩非子》，对其文学成就未能予以应有的重视，此著则充分肯定《韩非子》，认为它大大推进了我国散文的发展，是一部不朽的文学作品。在当时，这种高论卓识，实为罕见。

此外，先生还从事帛书《老子》的研究，撰有《<老子·德经>柬释》和《老子韵读》，前者刊登于《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后者之手稿保存于浙江大学图书馆。

王焕镳先生书法作品

二、先秦文学研究

《先秦寓言研究》，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寓言是一种借助于带有劝谕或讽刺性质的简短故事，来阐明一定道理的文学体裁，它是新中国建国后先秦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此著为最早对先秦寓言作全面整理和理论探讨的专著。作者力图用新观点、新方法对先秦寓言产生的外在社会条件和内在文学因素，它的基本特征和影响加以全面的考察研究，其重点则在探究寓言所蕴含的义理。作者指出，文学的内在因素以及外在社会条件，使寓言在战国中、后期得到蓬勃发展，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重要文学遗产。

书中列举了寓言的作用：一是阐明事理，加强说服力；二是讽刺的作用，其中有对统治阶级的讽刺，有对一般人情世态的讽刺；三是说教的作用，其中有劳动生活的经验，有关于人事的教训，有关于阶级的认识。书中分析了先秦寓言的艺术特征：一是它含有比喻的性质，是用象征的形象，表现真人真事和人类社会的观念形态，其所要说的正意，多能与事或物巧妙自然地结合；二是以多种方式来点明主旨；三是运用夸张的手法；四是用拟人化即人格化的表现手法；五是其语言吸取了民间最有生命力的词汇和语法，自然质扑，鲜明优美，浅显恰当。作者认为“浅显、生动、言近而旨远”，是寓言体裁一般的风格特征；最后作者指出先秦寓言与隐语合流的现象，同时他还认为先秦寓言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语言，很多寓言后来提炼为成语，成为汉语宝库的重要成分。

总之，本书认为，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先秦寓言直接影响了唐代柳宗元、明代刘基等人的寓言创作，更为重要的是，先秦寓言起着上继神话，下启小说的作用，后世的志怪小说、戏曲等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踪迹。国学大师马一浮（蠲叟）先生对此书评价甚高，并为之题写了书名。

此外，先生晚年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撰写过“先秦散文”“先秦寓言”等条目。

王焕镳先生书法作品

三、目录编纂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藏书总目录》，刊于民国三十年代。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南京龙蟠里）原为清末惜阴书院旧址，两江总督端方创办江南图书馆于此，并委缪荃孙为总办，洽购杭州丁丙所藏八千卷楼宋元善本及明清古籍，馆藏计22万余册。当时馆长柳翼谋先生十分注重编目工作，力主编撰馆藏图书总目录。其事原由范希曾先生主持，后因范先生染肺疾病逝，即由先生接任主持此项工作。待《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藏书总目录》三十四册编成之后，他在《叙例》中回顾其事云:“焕镳于庚午（1930年）之春，应劬堂师（即柳翼谋先生）之命，承亡友范君耒研之后，从事编簒。先普通本书，次及善本，次合斯二者，最后析丛书子目而综合之。自写片而群分，而类聚，而考作者之时地，核卷册之数目，订板刻之岁年，录庋藏之图记，至于校雠，而工始毕。盖丛聚众手之力,费时十稔,而后克举之。”这部总目的特点有二：一是打破四部分类法而创为七部分法,即于经、史、子、集外，增方志、輿图、丛书三部，总计7部、85类、832目；二是将丛书子目散入各部，这是近代图书编目上的一种创举,最便于学者翻检，为全国图书馆提供了范例。

《杭州大学馆藏善本书目》，刊于1965年7月。

这是先生任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时率馆员编写，本书目分经、史、子、集、丛书五部，部下又析为类属。就本目录编排而言，井然有序是其特点：各类书籍之排列，按著者时代为序；惟正史、编年、纪事本末等类，按记事时代为序；个人所著词曲，列于诗文别集之后；同类目中排列之顺序，全文在前，分篇在后；白文在前，注释、评点在后；续编或有关论述，接次于原书之后。此外，“丛书子目，凡见于《中国丛书综录》总目者，标示其页码。子目如有不同，加以注明”，这对于研究者自然十分便利。

此外，先生还主编了《历代名人年谱集目》。

王焕镳先生书法作品

四、志传年谱编撰

《明孝陵志》，刊于民国三十年代。

此书为先生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所编撰。柳诒征序云：“驾吾辑孝陵志，就馆书钩贯觚错，经以己意，为形胜、规制、丧葬、谒祭、守缮、火（灾）异、艺文七目，事实赅著，文约义丰，洵国史、方志之别子，而前贤所未有也。”后人则评曰：“资料汇编，功德无量”，现已为《南京稀见文献丛刊》收录。

《首都志》，刊于民国三十年代。

此书也为先生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所编撰。本书16卷，另有附图1册。南京大学教授张宪文谓：本书穷历代南京古籍文献的记述，详尽地将见于载籍的南京三千年历史变迁编汇与一集，为了解并研究南京的历史、疆域、城垣、街道、山陵、水道、气候、户口、官制等提供了较为详尽的资料。该志编撰体例、内容较旧志有不少突破，如气候、警政、自治、司法、外交等篇目为旧志所无，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较为准确的取舍。

此外，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期间，先生还编撰了《明遗民万履庵先生年谱》《万季野先生年谱》和《曾南丰先生年谱》等；在浙江大学工作期间，先生还撰写了《明代御倭名将任环传》《南岳国军第七十四军抗日殉难将士公墓碑》《国立浙江大学吴君墓志铭》等文。

先生不仅是著名学者，同时也是具有正义感的爱国民主人士。抗战爆发后，浙大开始文军长征，走上了西迁之路，先生携带家眷，辗转数千里；在天目山，他坚持讲课，并撰写了《明代御倭名将任环传》，意在鼓舞抗日士气；在遵义期间，他虽然过着“朝齑暮盐”的困窘生活，然仍焦虑国家民族的命运，撰写了《春秋攘夷说》（发表于浙大校刊《思想与时代》1942年第14期），这篇文章依据公羊家“夷夏之辨”的观点，参照宋儒胡安国“复仇雪耻”的思路，发挥《春秋》大义，借古讽今，矛头直指当局卖国投降派：“既无死难之节，又无克复之志，贪生畏死，甘受执辱，于罪为重！”呼吁要“知耻而知愤，由知愤而知强”，字里行间，无不切中时弊，申明抗日救国之大义。

在声讨卖国投降派同时，先生对于抗日爱国将士则倾情赞扬。1943年，受王耀武先生之邀撰写了《南岳国军第七十四军抗日殉难将士公墓碑》，此碑文记述了该军自淞沪御日寇始，继而转战各地与敌周旋之经历，其间全军死难者逾万人；斩敌复地，厥功至伟，忠魂义魄,垂无穷之世；碑文英气凛然，读之真可使顽廉懦立。

抗战胜利前夕，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费巩事件。费巩是浙大爱国进步教授，也是先生的挚友。费巩极其痛恨政府的腐败，授课时常慷慨陈词，深得学生敬重。2月，费巩受复旦大学（时迁在四川白沙）之聘，由遵义转道重庆。临行前夕，费巩在先生家留宿，两人促膝谈心至深夜。3月5日，费巩在重庆码头突然失踪（实被当局密捕），消息传到遵义，浙大师生群情激愤；先生即以个人名义，敦请好友陈训慈先生转告当局：“王某愿以一家五口，保费巩一命。”当局抵赖其事，先生即发动全体教员签名、上书；虽营救无果，费巩仍遭杀害，然先生敢于伸张正义的高风亮节，在浙大师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后，先生又撰《悼亡友故浙江大学教授费巩烈士文》以表达无尽哀思。

在“文革”期间，先生深受迫害，但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四人帮”搞“儒法斗争”时，一些人想利用先生的名望，在他1965年出版的《韩非子选》上做文章，要先生迎合“评法批儒”的口径，重新撰写“前言”，先生一口拒绝，故此书再版时竟无“前言”，先生之不屑于曲意阿奉，可见一斑。

王焕镳先生无疑具有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品格：家国情怀，淡泊名利；治学严谨，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笃于情谊，诲人不倦；毕生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发展学术并奖掖后进为己任，他的道德文章，至今为学界和后人传诵，诚如我国著名教育家、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在挽诗中所言：“毕生事业教鞭在，盖世文章史册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