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嘉玲，1949年3月，浙江富阳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杭州市委主委，长期从事郁达夫研究，出版有《我的爷爷郁达夫》专著等。
《郁达夫小说选》
德语译本的问世
1936年的郁达夫
中国作家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尽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已有过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但中国作家是首次获此殊荣。大家在庆贺莫言获奖的同时，也引发思考：中国优秀的作家很多，为什么偏偏是莫言？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一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高水准的翻译很重要。只有把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世界各国的文字，便于全世界的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的影响才会不断扩大，中国文化才能走向世界。
一
郁嘉玲著作《我的爷爷郁达夫》
我和德国青年学者亚历山大·赛西提希（Alexander Saechtig）的相识缘于我写的一本书。他在新加坡的中文书店买了一本《我的爷爷郁达夫》，看了以后很有兴趣，就给《我的爷爷郁达夫》的出版方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出版社再把这封信转给我，那还是2002年3月间的事。自此，我和这位德国青年建立了通信联系，鸿雁传书，两人在来信中讨论中国文学，讨论郁达夫。这位德国青年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大春”，为和我国家喻户晓的著名电影《白毛女》中的男主角王大春相区别，我称他为“德国大春”。2002年时的德国大春是汉堡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就以郁达夫作品为题。在和我相识之前，德国大春已经和我的姑妈郁风建立了联系。他通过中国作家协会找到郁风在北京的地址和郁风通信。郁风曾把她编的《郁达夫海外文集》和一本外文出版社的郁达夫小说德语译本，一起送给德国大春。
2003年1月，德国大春告诉我，想把郁达夫的小说《过去》翻译成德语，想获得郁达夫作品著作权的翻译委托书。根据我国继承法、著作权法的规定，郁达夫的子女对郁达夫作品享有著作权。郁达夫有八个子女，散居于全国各地，有的还在国外，要取得他们的委托，谈何容易！但这是一件有利于中国文学的好事，作品经过翻译者的辛勤劳动，可以让国外更多的人了解郁达夫，了解中国。我就和郁风姑妈商量，由我们郁家的两代女儿（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我是郁达夫的孙女），一起帮助德国大春取得翻译委托书。郁风以郁家大姐的身份给郁达夫的八个子女写信说明这件事。由我和郁达夫的八个子女或他们的后代取得联系，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同意，委托德国大春翻译郁达夫的作品。
从2003年2月开始，我为德国大春翻译的事忙碌，找律师咨询，议定翻译委托书的内容，想方设法多处打听，和郁达夫的八个子女或他们的后代取得联系，几经周折，终于在2004年7月有了结果。我特意跑到北京郁风姑妈家中，把经过仔细讲给她听。郁风大姑妈这时已是89岁龄的老人（她出生于1916年），并且在2002年下半年因手术住院治疗，2003年又两次住院手术，身体一直处于恢复中。所幸我2004年7月去看她时，觉得她精神不错，思维也清晰，能够听我把整个情况讲完。
二
郁达夫《沉沦》初版本封面
郁达夫的小说《沉沦》曾在20世纪40年代在德国出版过德语译本，但那个译本已经不太适合现代德语世界读者的需要，有必要重新翻译。有人说，翻译比创作容易和轻松，有现成的作品摆在那里，只要用另一种语言把它写出来就行了。其实，这是一种皮相之见。每个文学作品都有其本来的功用，需要了解它是什么时候写的，谁写的，为谁而写，有的文学作品甚至是为了反对另外的文学作品而写。因此，要理解一个作品需要弄明白作品产生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条件。翻译者一方面固然要详细阅读要翻译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对产生文学作品的时代要有充分的了解，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层面获得必要的信息。所以，翻译作品需要同时阅读的资料是大量的。
我在和德国大春通信的过程中，发现他涉猎的范围比较广。
他有时提的问题很细微。比如，有一次，他问我郁达夫作品中提到的“自家”是什么意思？我回答：郁达夫的家乡浙江富阳，在中国属于吴方言地区，郁达夫作品中的“自家”就是吴方言的一个词汇。“自家”在富阳话中是指代“自己”的代词，可以指单数也可以指复数，要联系上下文来看。例如在《沉沦》一篇的第二部分（全篇分八个部分），有如下的句子：
1.然而他的同学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寻欢作乐去。
2.他又不得不嘲骂自家说……
第一句中的“自家”指代“他的同学”，复数；第二句中的“自家”指代“他”，单数。在富阳，“自家”这个词今天还在普遍使用。
有时德国大春的问题又很宏大，着实让我吓一跳！一次，他问我郁达夫的宗教思想。乖乖，这个题目足足可以写一篇长长的论文。困难的是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德国大春的来信逼着我开始动脑筋思考，当然还得从郁达夫的作品中去寻找答案。我告诉他：我们郁家有相信佛教的传统，郁达夫的母亲和奶奶都曾是虔诚的佛教徒。在艰难的生活中，她们两代人均年青守寡，在风雨飘荡中独力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家，儿子的成才便是她们生活的唯一追求。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求告无门时她们转而信仰佛教。宗教，给予苦难的人儿一个安放心灵的地方。她们祈求自己脱离苦海，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景。郁达夫是家中的小儿子，亲眼目睹祖母、母亲两代人的艰难，看到她们念经、拜佛的一些实际情况，中国的佛教就对他有了一定的影响。比如在郁达夫日记中，他曾写道：“午前为祖送香篮至后土祠，诸巫女皆赞予孝祖母………”这“后土祠”是富阳的地名，从他的日记看，去后土祠烧香的人还不少。郁达夫《毁家诗纪》第四首（“寒风阵阵雨潇潇”），原注写明是“一张签诗”。虽然有学者考证这首诗并非真正的签诗，是郁达夫假借求签而表达自己真实的情况，但至少说明郁达夫对于去寺庙求签这一佛教形式并不陌生，还把它运用到自己的文学作品之中。郁达夫自己并不是佛教徒，从我见到的资料看，他没有参与宗教活动（抽签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非宗教的群体活动）。
郁达夫通晓多种外语，读了许多外国的文艺作品，因而他也受到作品中的宗教思想的影响，这可以从郁达夫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忏悔心看出来。郁达夫有名的三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都有主人公对女性的忏悔，而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对女性是相当歧视的，完全是一种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郁达夫小说作品中的忏悔心理，我认为是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所致。
此外，郁达夫和日本作家之间的交往、对《我的爷爷郁达夫》一书中某些篇目的看法等等，德国大春也和我在信件往来中讨论过。
三
郁达夫手迹
2011年10月传来一个好消息，德国大春翻译的《郁达夫小说选》有望在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时的大春已在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教中文和中国文学，他希望我能为这本书写一个前言。接到信我感慨万千，从2002年3月至今，差不多已过去了整整十年，大春为这本《郁达夫小说选》费尽了心血，现在终于等到了快要面世的时候。但我的郁风大姑妈已于 2007年4月去世，与我们天人永隔。本来，为《郁达夫小说选》德译本写前言，最佳人选应是我的郁风大姑妈，现在却只能由我来执笔。我要求德国大春将《郁达夫小说选》包含的篇目告诉我，以便我思考前言中究竟如何讲，才会对德语世界的读者更加切合。
麻烦来了。
《郁达夫小说选》德语译本所选的十篇小说，有郁达夫的成名作《沉沦》，有郁达夫小说的代表作《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这些都是一般的郁达夫小说的编选者会选的篇目，但德国大春还选了一篇《人妖》，这是郁达夫小说的一篇未完稿。我不明白德国大春为什么将它选入德语译本之中，另外比《人妖》写得好、更有特点的郁达夫小说篇目有的是，为什么偏偏选中《人妖》？我看了许许多多的郁达夫小说选本，自己手头也有不少，没有一个编选者会选《人妖》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回到家中，特意找出《郁达夫文集·小说卷》来查，把《人妖》又看了几遍，还是想不明白。我建议德国大春将《人妖》这篇去掉，可以找一篇和《人妖》篇幅差不多的郁达夫小说换上。想想看，德语世界的读者本来对中国现代小说就不熟悉，只有把最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郁达夫小说介绍给他们，才会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才会让他们喜爱中国文学。
但德国大春不同意！他认为《人妖》在小说形式和叙述技巧方面非常成功，是一篇属于第三人称的小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总是有一个名字，但《人妖》的主人公没有名字，主人公是一个“他”，有时也被称为“自己”，读者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在当时的第三人称小说中是罕见的。因此，德国大春认为：《人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过渡时期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郁达夫叙述的艺术水平很高，德国大春很想把《人妖》介绍给德语世界的读者，希望我能够理解。
我只得去找了一些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的资料来学习，细细地加以研究，静下心来反复思索。
郁达夫故居
在中国，比较看重文学作品的思想，因为我们总认为文学是一种载道工具，教化手段，而德国大春翻译《郁达夫小说选》可能与我们的标准不一样，他是以文学作品写得好与不好来衡量。我们看不上的《人妖》他却认为是“五四”新文化时期的一篇重要作品。由于标准不同，选译的篇目自然就会有不同。
有时候，可能还要考虑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之后的作品面貌。因为即使原文很好，但是翻译成某一种语言之后未必会好，或者很难翻译也说不准。世上的事，意想不到的比比皆是。有的原作不一定好，但可能译作会很好，非常适合译作语言的文化习惯，契合当地的社会条件，译作反而比原作产生更大的影响，得到更多读者的青睐。比如挪威戏剧师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一生共写了 26 个剧本以社会问题剧而著称，特别是他写于1879年的代表作《玩偶之家》曾在1914年，由上海春柳社以剧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娜拉》为剧名，首次搬上中国的舞台。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妇女渴望解放、个性向往自由的社会风气非常吻合。易卜生的戏剧如狂般席卷中国，“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一时成为中国观众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热烈讨论的话题。不少中国妇女从娜拉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引发了她们的进步思考。鲁迅先生于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的一篇演讲，就是《娜拉走后怎样》（后来收入鲁迅杂文集《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易卜生剧作对中国的文学和社会产生的影响远远胜他的原作地挪威。恐怕就连易卜生本人也不会想到：在他身后，在与他的故国挪威相距遥远的中国，他的剧作竟会受到如此热捧。
想到这里，我释然了。德国大春既然这么推崇《人妖》，总有他的道理，我应该相信选译者的眼光。
2011年11月，我把《郁达夫小说选》德语译本的前言写好，用电子邮件发给德国大春。
《郁达夫小说选》德语译本于2012年10月参加了法兰克福的国际书展，在美国旧金山长河出版社出版。我郁风大姑妈在天之灵有知，想必会感到欣慰！我期待德语世界的读者喜爱这个选本。
（选自《崇文谈艺》纪念文集，
文中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