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儒宗，1946年8月生，浙江浦江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出版《中庸论》《人和论——儒家人伦思想研究》《六艺论——马一浮六艺学研究》《浙学通史》《浙学通论》《婺学通论》《江右王学通论》《婺学之宗——吕祖谦传》等学术著作和《徐儒宗诗文集》《徐儒宗楷书三种》，整理校点《越绝书》《罗洪先全集》《吕祖谦全集》《宋濂全集》等，参加编写《浙江人物简志》《浙江大事记》《金华市志》《浦江县志》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梅花香自苦寒来
——我的自学经历
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我一个偏僻山村的农民带到一个科学研究的殿堂，并成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员乃至省文史馆馆员。如今回忆起来，颇有点传奇性色彩。
在逆境中自学
1958年，我虚龄13考入初中，刚碰上大办农业、大办钢铁、大办食堂、全民进入人民公社化的大跃进年代。每天从事洗铁砂、炼钢铁、双抢、建校舍等义务劳动，而且长期吃不饱饭。3年初中，就是在无休止的劳动、挨饿却又学不到知识的环境中挣扎度过，这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3年！
1961年初中毕业，我不愿意再上高中，开始从事农业劳动。当时，我发现年近七旬的老父亲整天郁郁不乐。有一天，我看见他面对着旧书箱中的几本古书在叹气，轻轻地说：“这几本书传不下去了！”当时，我的心禁不住怦然一震，想道：“老父的发愁，原来为此啊！”我家虽然世代清贫，但在农村中，也算是书香门第。先祖父20岁即考中金华府第一名秀才，只因命运多舛，后来两次考中举人都因“丁忧”而罢，乃绝意仕进，终生教书。父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也是私塾在教书，成立后改业中医。在我四、五岁时，就教我读《三字经》和《千家诗》之类蒙书，有空时就给我讲古人如何好学的典故。即使在挨饿的初中时代，在寒暑假期也要督促我读“四书”和诗文。但到我务农之后，看到我整天都为吃饭而忙于劳动，无暇读书，未免为此而郁闷。当我明白原因之后，即使白天劳动到晚上已很累，还是又坚持了读书的生涯，每晚要求父亲为我解书。于是，父亲脸上又浮起了笑容。他说：“一辈子当农民没关系，只要能喜欢读书，就不会虚度一生了。”老父亲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无论“四书”或诗文，当他讲完一段之后，一定要我用毛笔端楷抄写一遍，再用我自己抄好的文本朗读，直到能熟练背诵为止。这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利用农余时间基本上已经读熟了“四书”、《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等书。
纪游诗钞
”文革”开始后，我把一些重要的古籍和手抄本都装入一只旧木箱，藏在稻草堆底下，仅把一本正在攻读的古书放在抽屉底下，以便随时取读。到“文革”结束时，我终于读完了“五经”和《左传》《国语》《楚辞》《昭明文选》以及《老字》《庄子》等书；同时也手抄了上百万字的古书，练就了小楷书法。
报名和考试的曲折经历
1978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当我得知首次招考研究生的消息时，竟不知天高地厚，跑到浦江县招生办公室去报名。招办干部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是“白马初中”，招办干部满脸不屑地说：“你知道研究生是什么吗？研究生要有大学本科的学历才有资格报名呢！”我就这样碰了钉子而归。
当时我想，不报考则已，要报就索性报考全国最高学府！于是，我就毅然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秦文学”专业的导师余冠英先生写了封信，介绍了我的自学经历，提出了报考“先秦文学”专业的申请，并说明我未学外语，要求免试，随信附上一篇《论先秦文学的真实性》的论文，又用一页八行笺写了一首《呈余冠英先生》的七律，诗云：
仰止高山霁色开，名峦奇壑胜蓬莱。
林泉最逗游人爱，桃李还宜时雨培。
泗水当年施雅教，京畿今日育英才。
此心欲效龙门托，携得春风满袖回。
信寄出不久，就收到文学所的回信，信上盖了文学所的公章，并说可持此信去招办报名，还同意免试外语。就这样，我总算报上了名。
读《诗经·汉广》
初试时，是由招生单位把每个考生的试卷寄到考生所在县的招办，由当地招办主持考试工作。在考专业课时，监考的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我发现他老是在关注着我的答题，专业课的第一道题是名词解释，而第一个名词是“诗三百”。我写道：“‘诗三百’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西周到春秋时期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故名‘诗三百’。到汉代列为儒家经典，故又名‘诗经’。”当时我看到那位语文老师在暗地点头微笑，脸上露出一种认可的表情。出场时，他对我说：“你考得不错！我原以为你会把‘诗三百’解释为‘唐诗三百首’就很不错了，不料你竟能想到《诗经》！”此后，他一直对我刮目相看。
不久，我收到中国社科院寄来进京复试的通知。我作为一个半生以来还没有走出过这个山区小县的乡村农民，竟要进京到全国最高学府去参加复试，对我来说，确实有点措手不及。
复试分“笔试”和“面试”两种方式进行。笔试我总算顺利地应付了，但在面试时却遇到了难题。面试是在文学所的小会议室中进行的，每个考生约占半个小时。上边中间坐着余冠英老先生，旁边坐满文学所的研究成员。我坐在他们的对面回答他们的提问。他们提出的问题，我基本上能听懂；但是我回答问题的方言，他们多半听不懂。后来他们建议要我把关键的词语写在纸上给他们看，而且破格给我延长了面试的时间，这样，总算大致上理解了我所回答的意思。
这次报考，我未被录取。我后来了解到，文学所从参加复试的13名考生中录取了6名。我的专业成绩是第四名，但是政治只考了39分。据说那年国家有明确规定，政治最低不能少于40分，我就是因为政治的一分之差而未能录取。就在几年前，我碰到当年文学所主持录取事务的陆永品先生，他说当时文学所内的成员一致认为应以专业水平为取舍标准，而且从我的自学经历来看，今后能发挥的潜力要比其他人更大，所以曾把我列在录取名单之内，但是在上报社科院审批时，就因为国家的硬性规定而未能通过。
竹园书室铭
1979年，全国只有扬州师院有“先秦文学”的招生项目，导师是蒋逸雪教授。于是我就报考了扬州师院。但是外语已规定不能免试，所以我只能交了白卷。考后，在收到该院落选通知的同时，又接到蒋逸雪导师给我的亲笔信。信中告诉我“专业成绩名列第一，只因外语零分而未能录取”，故希望我能“兼习外文，以备来岁再度应试”，最后又勉以“大器晚成”之语。这封信，又给我以更大的鼓励。于是我开始从广播讲座听学日语，以图再次应试。
1980年，当我正在准备第三次报考研究生时，又从报纸上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协同各省社科院（所）正在面向全国招考研究人员，规定35岁以下可以报考研究实习员，40岁以下可以报考助理研究员，55岁以下可以报考副研究员和研究员，录取后当即参加研究工作。这样的招生方式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于是，我毅然报考了研究实习员。考试的方式是由中国社科院统一出试卷，由各省社科院(所)分别主持本省考生的考试工作。我省的考生由浙江省社科所(当时未升院)组织在杭州十四中进行考试。这次考试我的日语侥幸考了40分，是作为破格录取到本省社科所工作的。如果外语没有这40分，也就没有了破格录取的条件。
在事业中磨练
我被录取后，社科所安排我到图书室(当时未升馆)管理古籍。这正好为我阅读大量古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一边从事古籍的著录工作，一边收集有关资料，这就为进一步著书立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9月，我第一次赴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参加全国性的“孔子教育思想讨论会”。这次会议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孔子学术会议。此后，我每年都要参加几次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关于孔子、儒学、《周易》和《诗经》等方面的学术会议，从此进一步开拓了研究儒学的广阔天地。
1992年，台湾中华六经学术研究会举办国际性的儒学征文竞赛，我的《弥纶天地之道》一文倖获第一名。我院领导得知后，立即把我从图书馆调到哲学研究所从事儒学研究工作。1995年，台湾中华六经学术研究会又举办同样的征文竞赛，我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文再次倖获第一名，这在儒学界又扩大了影响。而且，我的这两篇获奖论文，都是完全用文言文写的，这在大陆已很罕见。
2016年，早已从省社科院退休的我，又被省政府聘任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这又给予我发挥余热的机会，回想起这40年来所目睹的祖国的巨大变化和亲身经历的自学命运，无不体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意义。
自勉联
当我录取之初，有人说我是碰上了好运气，也有人说是“老天不负苦心人”，这是刻苦自学的结果。其实，两种因素都有。假若不是碰上改革开放，不管多么艰苦自学，也只能一辈子在老家当农民；假若不是先父督促我业余读书，即使碰上改革开放的机遇，也是白白错过，因为机遇是大家共有的，然而能抓住机遇的毕竟是少数。不过，我的许多初中同学，虽然没有像我这样刻苦自学，但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各尽所能，大都成就了一番事业。这说明，改革开放确实给全国人民普遍提供了开拓发展的机遇。只要具有一技之长，谁都可以在改革开放中大有作为。我的经历，不过是其中较为特殊而又具有普遍性的一例而已。
西湖诗社中秋雅集诗序
我到浙江省社科院就业后不久，院里曾组织过一次“超山观梅”的采风活动。我在超山即景生情作了一首诗，就借以作为本文的结尾吧。诗云：
去去超山去！寻芳逸兴催。
感怀今古事，寄意宋唐梅。
摧木雪方尽，含苞花欲开。
须知春色好，缘耐苦寒来！
（本文选自《古今谈》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