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金加，1954年12月生，浙江嘉兴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省广播电视集团原副总裁、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入选各类展览，先后出版《沈金加书毛泽东诗词作品集》《沈金加书法》《书为宗》。

隶书源流摭谈

沈金加

从汉字诞生那天起，文字书写除记录语言、传递信息外，总是伴随着形态美的追求。隶书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文字的实用功能与书法的审美价值高度契合，且源远流长，贯穿古今。在汉字发展演变进程中，隶书上接篆籀，下启楷、行、草，堪称继古开今的关键环节。

一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隶书也不例外。迄今所见大量考古资料表明:隶书由大篆逐步演变而来，最初的萌芽应在春秋晚期，历经漫长的“隶变”之后，到两汉时字体结构日臻成熟，笔画形态趋于完备，书写风格精彩纷呈、气象万千，成为书法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

相对于小篆，大篆包括甲骨、钟鼎、石鼓及早期的缯帛和简牍文字。因年代、地域、载体不同，大篆的笔画形态、字体结构及艺术风格也有较大差别。“隶变”首先从大篆的部分笔画、结构开始，经过较长时期的孕育、生长逐渐走向成熟。

孕育期。笔画中折笔、捺笔开始增多，部分结构有简化、隶化迹象，但总体仍呈篆书相貌。大致年代从春秋末到战国后期。如山西的“侯马盟书”，成书年代约为晋定公十六年(前496)，这是我们发现最早用毛笔写在玉石片上的文字真迹。“盟书”手迹点画流动，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韵律。与同时期的金文相比，笔画生动，字势连贯，笔锋外露，虽字体结构仍属大篆，但其用笔已蕴含较多隶意。同样用毛笔书写的长沙马王堆“缯帛书”，其年代约在楚怀王、襄王时期(前316一前278)，用笔更显灵活，体式简略，形态方扁，更接近于后代的隶书。金文中的隶书痕迹相对少见，战国后期的“高奴禾石铜权”有些文字，如“奴”“臣”“蒜”等的笔画结构隶化倾向十分明显。而近年从楚故地出土的大量战国楚简文字，如郭店楚简、包山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简等等，大多篆体结字，隶书用笔，典雅秀丽，波磔鲜明，极具动态，所含隶书成分则更多。

侯马盟书 山西省博物馆藏

生长期。更多采用隶书笔法，字形结构进一步简化，半篆半隶、非篆非隶者居多，处于篆、隶过渡的关键期。此类文字，以战国后期秦地简牍为主。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篆隶间杂、混用现象较普遍，书写风格多样，字体差别较大。如四川的青川木牍、甘肃的放马滩秦简、湖北的睡虎地秦简、湖南的里耶秦简等。青川木牍，书于秦武王二年(前309)，笔法流畅，率意而不呆板，结体错落有致，篆籀意味较浓，显示出篆隶之间的转化轨迹。放马滩秦简，书于战国晚期至秦始皇八年(前239)，文字书写率意，于漫不经心中时见章法。多轻挑短笔，曲尽笔致。尤其在快速书写横画时自然形成的起笔重驻，收笔轻提，已初具汉隶典型的“蚕头燕尾”形态。睡虎地秦简，大致年代在秦始皇十八年(前229)。书法特征为，简化了的篆字与初期的隶字混杂使用，字形虽小(竹简宽度仅0.5-0.8厘米)而书写工整，结体宽博，气势浑厚。里耶秦简，纪年从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二世元年(前222-前209)，共36000余枚，写有20多万字。书体有大篆、古隶，及隶中带楷等，运笔流畅，笔画遒劲，繁简杂糅，姿态各异。上述秦简中的许多笔画，尤其是撇、捺、点、竖等写得特有美感。这一时期的书体，统称“战国古隶”或“秦隶”，即仍带有某些篆意的早期隶书，形貌古朴，气势雄浑，书写者的个人风格开始展露。

云梦睡虎地秦简 湖北省博物馆藏

成熟期。主要指两汉时期，“隶变”接近尾声。西汉隶书尚含篆意，风姿绰约，各具特色，多见于简牍、帛书，及砖瓦文字。如长沙马王堆帛书，数量多，内容丰富，书写年代约在公元前196一前179年之间。书体有篆有隶，篆隶杂糅。其书风古朴、自然，笔墨饱满流畅。用笔趋于规范，波、挑之势渐成特色，字体富于变化，错落有致而又气脉贯通。山东银雀山汉简，书写于公元前140一前118年，其笔画丰腴肥厚，稍带草意，字体仍是古隶面貌。其中也有的书写比较连贯、草率，字势多倾斜之态。居延汉简，包括敦煌、居延、武威一带近百年来出土的简牍文字，数量巨大，书体复杂多变。居延汉简的书写年代，从西汉武帝时直到东汉中前期(前134-88)，跨度二百余年。书体以隶书为主，草书(含章草)较多，篆书偶见。这时期的篆书并不纯正，带有较多隶书成分，有些隶、草书中已间杂早期楷、行用笔特征。

东汉是隶书发展的鼎盛期。这一时期除简牍文字外，刻碑立石之风大盛，流传至今的碑刻、拓片有170余种。东汉刻石分碑刻与摩崖两大类，多为隶书，风格多样，尽显正大气象。一是古朴厚重、茂密雄强类。如《开通褒斜道刻石》《裴岑纪功碑》《衡方碑》《郁阁颂》《夏承碑》《西峡颂》《张迁碑》等。这一类碑刻的特点是，体方笔拙，笔力遒劲，气势雄伟，古朴浑厚。其中《开通褒斜道刻石》《郁阁颂》《西峡颂》为摩崖刻石，篆书意味浓重。二是笔势奔放、奇纵恣肆类。如《石门颂》《淮表记》《刘平国颂》等。以上三种均为摩崖刻石，其特点是笔势放纵，劲挺有力，结体的古拙真率，宽博疏放，意趣天成。三是典雅工整、法度谨严类。如《华山庙碑》《史晨碑》《乙瑛碑》《尹宙碑》《朝侯小子残石》《熹平石经》等。这类作品字体工整，中规入矩，秀雅从容，也是后人临习的重要对象。四是瘦劲刚健、景逸秀丽类。如《曹全碑》《礼器碑》《韩仁铭》《沈府君阙》《孔宙碑》等。此类作品清劲秀雅、刚柔相济，结体宽博大方、法度井然，风格华丽流美、古茂典雅，尤以《曹全》《礼器》二碑向被视为汉碑之经典。

二

战国时文字发展正处在解散篆体、逐步隶化的过渡期，加之诸侯割据，政局动荡，文字的书写、使用很不规范。秦王朝建立后，对汉文字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改革，由丞相李斯主管其事，大刀阔斧革除旧体，废弃了其他六国的异体字及各种怪异字体，在原秦国使用的大篆基础上，加以简化规范而成为小篆。小篆既成朝廷即大力推行，除朝廷公文、法令、诏书、钱币等均用小篆外，秦始皇巡幸途中还在峄山、琅琊、泰山、会稽等地留下了多处小篆体刻石。但小篆结构复杂，笔画多弧形，书写速度慢，日常使用很不方便，终难以流行。事实上，当时下层官吏和民间使用的文字仍未脱离原来的“隶变”道，甚至还加快了隶书普及的进程。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戍役。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汉书·艺文志》载:“秦时始造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上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事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东汉蔡邕认为隶书系秦始皇时程邈所创，称其“删古立隶文”。唐张怀瓘《书断》也称:“程邈，隶书之祖也。相传邈善大篆，初为县之狱吏，得罪始皇，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损益大小篆方圆笔法，成隶书三千字，始皇称善，释其罪而用为御史，以其便于官吏狱人佐书，故名曰隶。”就隶书之名的由来，以上记载当可采信。若据此而认定隶书书体始于秦朝，隶书脱胎于小篆或为程邈一人所创，这些说法未免过于牵强。但我们不妨假设，既然小篆未能顺利推广，程邈为收集、整理、规范当时的隶书做过贡献也是有可能的。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大量文献典籍的传承只能靠手工抄录，所以才有了大量古人墨迹的遗存。但这些经典文献历经多次传抄之后，到了东汉晚期，内容的错漏讹误现象已比较严重。由于当时对文字书写缺乏规范，在隶书艺术不断创新的同时，也导致书写者各随所好，恣意挥洒，甚至乱象丛生。两种现象并存，对当时的“以文取士”政策构成严重威胁。出于正本清源的需要，熹平年间，方由蔡邕等人主持订正经籍文字，经汉灵帝许可，用通行隶书刊刻于石。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经后人考证，《熹平石经》书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内容包括《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经文。共刻碑四十六块，每块高一丈许，广四尺，于光和六年(183)立于太学讲堂东侧。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和官定标准隶书。《熹平石经》的书法严整、端方、典雅，气势宏大，清新华美，引起一时轰动。以至于“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可惜由于东汉政权的崩溃，《熹平石经》问世不到二十年，即毁于战火。对《熹平石经》的书法，后人多有论评，褒之者如范文澜，认为《熹平石经》是对汉碑书法的总结，是最具代表性的东汉碑刻书风。贬之者认为《熹平石经》书体过于严整端方，束缚艺术自由及个性风格，甚至斥之为“馆阁体”。

《熹平石经》 西安省碑林博物馆藏

东汉以后隶书渐趋板滞平庸，了无生气。魏晋时整个书坛为钟、王光环所笼罩。有唐一代，楷、草书名家辈出，极尽辉煌。而善隶书者仅李隆基、韩择木、史唯则、蔡有邻等数人，况气格靡弱，远逊汉隶，更未可与生机勃勃之狂草、楷书比肩。

三

宋元明之季，隶书乏人问津，偶尔有人写点隶书，亦只是闲来遣兴，换换口味而已。直至清代，碑学考据之风兴盛，隶书繁荣的序幕渐次拉开。有清一代，善隶者达三百余人。其中最著名的隶书家有郑簠、朱彝尊、高凤翰、汪士慎、金农、丁敬、郑燮、钱大昕、桂馥、邓石如、伊秉绶、吴熙载、翁方纲、陈鸿寿、何绍基、赵之谦等等。如清初的郑簠(1622-1693)，是清代最早研习汉碑的隶书大家。他浸淫汉隶三十余年，主要得益于《曹全》《史晨》《乙瑛》《夏承》《礼器》诸碑，深得神髓，古趣可挹。并在书写中参以行草笔法，跌宕起伏，波挑映带，燕尾高扬，舒展飘逸，为一时名手。清代中叶的金农(1686-1763)，扬州八怪之首，书画兼擅。早期隶书受郑簠影响，但其志存高远，不为时流所囿，博采《华山庙》《国山》《天发神谶》诸碑精华，及历代摩崖刻石、佛门抄经等大量民间书法为己所用。熔铸古今，自出机杼，在不断求新求变中展示其独特的审美取向和书写风格。事实上，金农除个性强烈的“漆书”之外，在其探索、变革的各个阶段都有笔势雄奇，古穆苍劲，而又风格迥异的隶书作品存世。清中期偏后的伊秉绶(1754-1815)，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儒家学说熏染，他爱好广泛，诗文、金石、书画皆擅，隶书尤为世所重。伊秉绶早年临习欧、颜、柳楷书，写得形神兼备，后来沉潜于《邮阁》《衡方》《张迁》等汉碑，又从《峄山碑》《少室石阙铭》等汲取篆书养分。伊秉绶的广涉博取，融会贯通，使其隶书面貌古意盎然，气势恢宏，个性鲜明而独具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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