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西湖

杨西湖，1953年1月生，安徽长丰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评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曾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作品多次入选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第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获优秀作品奖，被中国美术馆、中南海、浙江美术馆等收藏。

漫谈行书

行书的源与流

因为行书书写的便捷易认，在书学史的发展中逐渐替代章草，在魏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中逐渐流行，成为“新体”。这一转变也可以在当时的许多民间残纸书迹中看到，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时代需求。

二王书系的笔法衍变

王珣《伯远帖》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的高峰，书家以集群的方式出现，书体衍进得到了跨越式发展。王羲之的《姨母帖》是“旧体”笔法的代表，隶意横势明显，与之呼应的王珣《伯远帖》虽已趋新法，但同样具有开阔的贵族气象。《平安帖》已然是变革后的新法，《兰亭序》是新法成熟的完美代表，以至于“兰亭论辩”的一派以“旧法”为标尺将这“天下第一行书”打入唐人书法的范畴。《鹅群帖》等王献之行书可以明显看出大令劝其父“改体”的目标，他的行书引入了今草的连绵流畅，使得行书和草书几乎无法割裂。

初唐四家行书笔法完备，结体端庄典雅，这无疑受到太宗李世民对大王推崇的影响，小王书风被唐人束诸高阁，太宗本人的《温泉铭》更是代表。颜真卿、柳公权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状，鲁公将俊逸变为雄强，诚悬直承小王外拓之法。

苏轼《黄州寒食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人一改唐人的笔势，化繁为简，将丰富的用笔关系转化到结体和章法中，所以给人另一层面的丰富感。又由于有宋一代对知识分子的优待，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文人生存的极佳社会情境，这也极大地推动了尺牍往来的繁盛，行书的发展又一次迎来高峰。宋四家均法乳二王，只是他们更多了颜柳的滋养。蔡襄笔法清俊，只是本家面貌不强，但为我们学习二王提供了很好的阶梯。苏轼和黄庭坚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两家尺牍较为相近，苏轼行书以《黄州寒食帖》为界限，前后差异明显，而山谷诸如《松风阁诗》之类的大字行书却开张纵横，独创一脉。米元章学小王，简化了小王的许多细节，跌宕跳跃。

赵孟頫《吴兴赋》（局部）

浙江省博物馆藏

南宋后期逐渐将宋人的“减法”引向了无法。于是元代赵孟頫扛起“复古”大旗，直追晋唐。浙江省博物馆所藏赵子昂《吴兴赋》真迹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以赵氏为代表的元人学习二王和宋人迥异，他们更加注重用笔内在的变化和关系，富有庙堂之气。

明清行书的革新意义

明清时期的行书发展客观上受到社会环境影响很大，实用建筑样式的更迭、书画作品功用的改变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等等一系列社会因素都影响了这一时期的书风。明代的屋堂很是宽大，悬挂其中的字画也必须是大尺幅的，吴门四家均有立轴式的大字行书，只是他们的笔法都只是简单写大而已。江南文人亦好玩扇，明代行书扇面存世数量亦较为可观。

董其昌《行书札》（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董其昌是明代二王帖学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二王流派简单承袭者的阶段性终结者。董氏的行书所带有的仙逸之气多少也和他用的上好材料有关，无怪乎他晚年自认未能超过赵孟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王铎为代表的晚明的行书大家们。王铎好写大幅书法，洋洋洒洒，恢弘大气，他也是学王的，只是他将二王笔法“拓而大之”，以期使笔法适应大字的书写。倪元璐、张瑞图、黄道周、傅山等虽各具面目，但都在大字行书创作中走出了革命性步伐。这一变革对近现代的书法创作产生极为巨大的影响。

当代行书创作的背景

20世纪 80年代出现了“书法热”现象。那时与其说是书法艺术价值的回归，不如说是书法使用价值的复兴。与此同时，高等书法教育也蓬勃发展，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为代表的高等艺术院校开始在全国招收书法专业各层次学生，规范了书法艺术的传承与人才培养模式。此外，中国书协及各级书协的成立，主办了层次多样形式丰富的各项展览，特别是行草书单项展览的推出，积极地推动了当代行草书创作的深度与广度。

有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铺垫，加之高等书法教育的发展和各类国展省展的举办，造就了一大批实力不凡的当代行书创作人才。那么我们要思辨地反问一下：当代行书创作的特点与优势是什么？局限与不足又是什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基于时代背景，思索当代行草书创作的源与变。随着书法展览的专业化和新兴媒体的蓬勃发展，当代行书创作更为多元。一方面，展示场所变得更加巨大，这迫使当代书家在行书创作中无论是单字还是尺幅均呈巨型化，如此一来，用笔、结构、章法乃至毛笔宣纸等工具材料都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另一方面，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给了当代书家新的启示，各类其他艺术媒介的介入也使得书法作品不再是单一的结果式艺术，书写过程本身甚至书家的思辨过程亦是可供人们欣赏的视觉文化。

当代行书创作的传承与新变

书法的创作实践首先必须要有正确的书学观念，当代行书创作从20世纪80年代的懵懂初探，到90年代的师法近人，再到近期的“二王”成风，应该说书学观念逐渐清晰，也逐渐达成共识，那就是“尊重传统，崇尚个性”。

中国传统艺术“技进乎道”，行书创作无疑需要修炼十分完备的技法。赵孟頫说“用笔千古不易，结字因时相传”，书法有法。对于学书者而言，技法的学习是首要的，即使它是作为手段存在于作品之中。

然而艺术家的成功不仅需要完备纯熟天衣无缝的技法，还需要极高的艺术境界，使作品具有高妙的意境，这便于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的思想升华。就书法而言，笔墨与意境在作品中是相映成辉的。纯熟的技法需要体悟和训练，丰富的情感需要修炼和培养。书家是艺术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是创造精神产品的特殊劳动者，其自身的道德修养、知识积累、思想觉悟、精神境界直接决定着作品的质量和意境。古代的书家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提出了“心正则笔正”“书如其人”等主张。可见在传统的书法艺术品评中，文化道德修养被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上。读书多则积理富，气质换；游历广则眼界明，胸襟扩。读书改变自己的气质，提高精神境界，在此基础上努力做到共性与个性、技法与意境的统一。

从这两点来甄别，当下行书创作还存在着风格类似、取法单一、跟风随流、大字行书创作缺失、书法本体审美被形式化削弱、急功近利等不足。

王羲之《雨后贴》（节选）宋摹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从广义上说，东晋以后中国书法史就是一部二王书风衍变史，“书宗二王”是书法学习的正确道路，实际上“书宗二王”的宗旨并不是单一地学习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而是可以穷流尽源地以历史上二王书系的一切经典为对象，从技法到风格，从内容到形式，从审美到材料，我们更需要带有时代的眼光重新来挖掘二王书法中的当代行书创作元素，这样才能做到，“同归”而“殊途”。

明末清初行书书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盛极一时，究其原因当然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内心被唤起的对强大精神气势的需求，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情境变迁所产生的一系列客观改变的要求。可以说，晚明大家们的变革立意，更对当下的行书创作具有借鉴意义。

社会情境的变迁促使当代行书创作需要做出相应变革，这一转变不是主观的口号式的理论架构，而是基于现实的时代因素的挖掘与阐释。这是行书发展的历史机遇期。

传统绝不是一个凝固的点，而是一条历史发展的线，我们要清醒认识当代行草书创作的特点与要求，创作出符合历史价值标准和展现时代特点的行书作品，将我国书艺发扬光大。

杨西湖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