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建伟，1951年2月生，浙江嘉善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名中医，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方剂分会主任委员，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专长于历代名方的整理研究、教学研究和临床应用研究，已出版专著有《历代名方精编》《连建伟中医文集》《连建伟中医传薪录》《连建伟金匮要略方论讲稿》《中医必读》《方剂学》等二十余部，发表中医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中医文化之我见
连建伟
什么叫中医？大致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中”，即中等之意，“中医”即中等医生。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一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又说：“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第二种解释 :“中”，念 zhòng，即“符合”之意，“中医”即符合医理。《汉书·艺文志》曰：“（庸医）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意思是说若让庸医治病，反而越治越坏（即我们现代常说的医源性疾病、药源性疾病），这种情况不如不治，不治反而符合医理。在《备急千金要方》里保存了古印度佛教医学的学说：人体有自我修复功能，一些病可以“不治自愈”，但有一些病“须治而愈”，还有一些病“虽治难愈”。比如慢性肝病，经过长期的治疗病情还是会发展、变化。再有一些病就是“真死不治”，如张仲景《伤寒论》里就有多条“死不治”的条文。第三种解释：“中医”，即指中国医学、祖国医学，亦即国医，与西洋医学相对待而言。现代所谓“中医”，即取第三种解释。
什么是文化？“文化”即文治和教化，谓以文章教化施政治民。汉刘向在《说苑》里说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当今“文化”概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中国文化从炎帝始上下五千年，中医文化从有文字记载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节选
湖南博物馆藏
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方书，但真正有理论价值的最早著作是《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记载了大量的中医药文化。首先它提出了“治未病”的思想。其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确切说明了“治未病”的道理。又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体现了古人高度重视人体内环境，认为内因是发病的决定因素，并要求“治病必求于本”，即要抓住疾病的本质。《内经》讲人与天地相应：“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就是说人是应天地四时规律而生，天地是个大宇宙，人身是个小宇宙。现代科学技术是发达了，但是对人身这个小宇宙大部分还是没弄明白。中医治病首先强调治病留人，不能专事攻伐，所以《内经》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凡药皆有偏性，以药之偏纠病之偏，不能过剂伤正，要重视食疗调养。
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其在序中说了学医的目的：“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仲景还说明了治学方法，要“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条一百一十三方，和《金匮要略》二十五篇二百三十八方就是经过“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积累前人经验而集大成者！孙思邈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他还认为：“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医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故集各家所长为我所用，一直是中医文化的一大特点。
如民国时期宁波的医家范文甫自书春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对贫者施医赠药，行医数十年，家无余资。范文甫的学生魏长春每诊一病，均留方底，随时总结，寻找短处，细心研究，反复推敲。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就记录了几十例失治病案，总结经验教训，出版了《魏氏失治案记实录》。他说：“志在阐明学术，不惜自暴其短，知我罪我在所不计。”著名医家蒲辅周临终前对儿子说：“我一生行医十分谨慎小心，真所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学医首先要认真读书，读书后要认真实践，二者缺一不可。光读书不实践仅知理论，不懂临床；盲目临床，不好好读书是草菅人命。”所以我们读书必须要与临证相结合，学以致用。
陈实功先生著《外科正宗原本》，
山东省中医药文化博物馆藏
明代医家陈实功著《外科正宗》，其中有“医家十要”云：“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轻侮傲慢，交接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视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如此自无谤怨，信和为贵也。”清代程国彭著《医学心悟》曰：“思贵专一，不容浅尝者问津；学贵沉潜，不容浮躁者涉猎。”民国丁甘仁白天忙于诊病，晚上常常读书至深夜，背诵《医宗金鉴》等古书。他有几个得意门生，如秦伯未、章次公等。秦伯未著有《清代名医医案精华》，他在序中说：“医非学养深者不足以鸣世”。要成名医必须学养深厚，传统的文史哲都要学，与医学能相得益彰，所以要学的东西多。恩师岳美中先生就曾劝导我要多学哲学，我到近年才悟出学好哲学，医学才能提升到更高的高度。《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就是立足于道家哲学。章次公也很重视人文修养，他曾题词学医要“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程门雪拟有名联：“徐灵胎目尽五千卷，叶天士学经十七师。”揭示了名医成才的两条途径，即饱学与多师。
我们浙江人才辈出，比较早的有“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他到杭州拜名医罗知悌为师，因罗氏不愿收他，曾在其门口站了几天几夜，一片诚心感动了罗知悌而尽得其传。绍兴名医曹炳章，读书废寝忘食，终生持之以恒，所制读书卡片有数万张。任应秋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中医理论家，他写的读书卡片有八九万张，仅《内经》就有一万余张，足见他治学的严谨。伤寒大家刘渡舟先生给我们上《伤寒论》课，也是花半年时间。
古代医家视著书立说为传承医术之千秋大业。清代喻嘉言说：“吾执方以疗人，功在一时；吾著书以教人，功在万世。”所以历代医家都认为立德、立功、立言是三件不朽的事。清代伤寒大家柯韵伯说：“胸中有万卷书，笔底无半点尘者，始可著书。”而现在许多人写的中医书，往往是懂中医的不要看，不懂中医的看不懂。真正有价值的书并不在于厚薄或包装的华丽。我久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盛燮荪先生治学严谨，他在台北出版的《王孟英医论医案菁华》，融入了自己的见解和体会，是真好书。
古代名医著书十分严谨，李时珍用27年时间，三易其稿，著成《本草纲目》；张景岳耗时30年，四易其稿，著成《类经》；张璐十易其稿，著成《张氏医通》，这些都是不朽的佳作。
岳美中先生在书房里挂的对联是：“治心何日能忘我？操术随时可误人。”我很受教育，受用终生！吴鞠通在《温病条辨自序》中说：“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所以学医必须要精，不精则害人。中医用药用错了副作用也很严重，比如热证用热药、寒证用寒药、虚证用泻药、实证用补药都会导致严重后果。
明·王肯堂《郁冈斋墨妙》卷一节选
美国哈佛大学藏
自古医坛书家多。许多名医都是享有盛誉的书法家，如东晋葛洪、唐代孙思邈、明代王肯堂、清代傅青主，近代的北京肖龙友、上海黄文东、浙江朱古亭等。字是一张方子的门面，也反映一个医生的文化底蕴和学识才华。可惜现在的人电脑用得多，字写得少了，这也是传统文化丢失的一面啊！但起码要求“字期清爽，药期共晓”，一张处方总得让别人看得明白。
天下名医儒占多。宋代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据《新安医籍考》，自宋代至清朝近800名医家中，由士、儒而习医者占70%，故有俗语说“秀才学医，笼中抓鸡”，说明儒家学医很有优势。因借儒学研究医理，儒家心存仁爱，道德为本，此乃儒医一大特色。以医名世而留有著述者，十有八九出自儒医，没有儒医就没有中医文化。
名医必然饱学。叶天士临终时诫其子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又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毋轻言医。”昭示了行医之难！所以成为医师必须要有三个条件：一是天资，二是勤奋，三是良师益友，三者缺一不可。
在中医界，好医师也确实受到了上自国家领导，下至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在民国初期孙中山曾和胡汉民来浙江，胡患赤痢，经绍兴名医裘吉生诊治，一剂而愈，孙中山给裘吉生亲笔题词“救民疾苦”。孙中山也给丁甘仁题过词——“博施济众”。毛泽东对中医药很推崇，他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中国对世界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是一项。”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时，常请当地中医李鼎铭先生为其诊病。毛泽东晚年得白内障，双目几乎失明，1975年7月23日由杭州籍名医唐由之为其成功实施金针拨白内障术，3日去掉敷料，毛泽东就能看书了。周恩来对名中医很尊重，他曾对施今墨说：“在新中国，中医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发展、新的变化，我们不但要让中医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要把它介绍到国外去，让西方懂得中医是人类医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中医是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理论的传统医学，是“致中和”的医学（讲究阴阳气血平衡），是构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医学，是治未病的医学。中医的源头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缺少了文化源头，中医的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研究经典文献，读经典，跟名师，多临证，学国学，修道德，成就新一代名中医，并且要将中华医学铺轨到世界各地，为中华医学风行世界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