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1957年9月生，江苏镇江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艺术教育研究院院长，《美育学刊》杂志社社长，中华美学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浙江省美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弘一大师（李叔同）研究、丰子恺研究和中国艺术史及艺术教育史研究，代表作主要有《李叔同-弘一大师年谱长编》《丰子恺年谱长编》《丰子恺评传》《李叔同评传》《从“湖畔”到“海上”：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与流变》《浙江学校艺术教育的发轫》《赏心悦目：漫画品读笔记》《广陵绝响：中国历代音乐佳话》等数十部。

我看李叔同出家

陈 星

对于李叔同这样一位贡献卓著，人生道路变化多端的大师级人物，他的文化行持自然成为了各时期人们议论和评说的对象。尤其对于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其实在李叔同的那个年代，人们对他的出家已有探索，如在20世纪40年代初，容起凡写有《弘一大师出家的研究》一文，他说：“记得吴稚晖先生曾说过一句话：‘李叔同可以做个艺术家而不做，偏去当和尚。’有许多人对于这句话是具有同感的，稍微知道弘一法师（李叔同）的身世历史的人，都以为这位对图画、金石、音乐、文学、戏剧都曾有着浓烈的兴趣和高深的造诣的艺术家，这位风流倜傥的浊世佳公子，这位曾经从事革命、办过报纸的同盟会老党员，为什么在中年以后竟舍弃一切事业和作为，而悄悄地倔强地皈依到佛门去呢？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实在是一个‘谜’，要探索这个‘谜’的谜底确是件不容易的事。假如能以社会科学的眼光于弘一法师身世、环境、个性、学术、思想等等来下一番精透深刻的研究，或可得到了解与结论，但是，这种工作到现在似乎没有人整个系统地在做（至少是还没有发表贡献出来）。”李叔同本人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讲述了他出家的客观经过，但他并没有道明其主观原因。李叔同影响广大，今人往往有对他的出家作出一种比较合理解释的要求。

丰子恺对老师李叔同的出家曾有“三层楼说”。1948年11月28日，丰子恺在厦门作了题为《我与弘一法师》的演讲。其中说道：“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酒量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粱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按照丰子恺的认识，李叔同的出家，完全出于“酒力大”而对某种境界的追求。相对于空泛的推测，或牵强的理论阐述而言，丰子恺的解释相对浅显。这倒不是将丰子恺的观点视为评判艺术与宗教的真理，而是说以这样的观点来审视李叔同这个个体较为贴近实际。首先，李叔同是一位注重人格的艺术教育家，他强调“文艺应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出家后的他仍是如此。他在《南闽十年之梦影》中说：“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是所谓‘僧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其次，李叔同是一个万事皆认真的人。丰子恺在《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一文中引述夏丏尊对弘一的评价是“做一样，像一样。”“李先生何以能够做一样像一样呢？就是因为他做一切事都‘认真地，严肃地，献身地’做的缘故。”有这种要做什么就要像什么的执著，人们就不会奇怪当李叔同在夏丏尊那里看到介绍断食的文章后一步一步按照要求去实行的事实，就不会奇怪他在杭州虎跑寺里见到出家人的生活后内心充满兴趣而又一步一步研究佛教直至出家的行为轨迹。这原本就是他性格的必然发展趋势。

李叔同像 陈星绘

李叔同曾将自己的出家行为视为生死大事。这生死大事是什么？那就是李叔同在物质、精神生活都满足了之后，要去探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正是有了如此弘志，他才把财产、子孙、名利等视为身外之物，把学术文艺也看成暂时的美景，甚至以为自己的身体也是虚幻的存在。如果不是为了探究人生根本的问题，李叔同没有理由去过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完全可以依仗自己的名声，借机自树一帜，可在佛门中谋求一个显赫的地位。然而李叔同没有，他既不曾高树法幢，广收徒众，示现大法师的威仪，也不曾发起什么佛教团体；既无佛门中之职衔，也没有党政要人、闻人大亨做他的徒弟、护法。他是那样淡泊，孤云野鹤，一心念佛。这样的认识，就需要人们从佛理上再去探求。了缘在《如何观察弘一大师的出家》中说：“在佛法中，出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是由迷入悟的一个过程……我们观察弘一大师的出家，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智慧，二是情感。”为此他呼吁：“岂有一代高僧，不是真正出家的呢。所以我们观察大师，不可从俗情出发啊。”就李叔同出家后的实际作为而言，他委实在佛学上和佛教文化方面做出了他人难以比拟的成就。倘若李叔同出家后只是做了一位普通化缘和尚或只顾本人的修行而没有更大的作为的话，人们为他的出家表示可惜尚可理解。因为无论在家或出家，只要能为社会文化作出贡献，都是值得赞赏的。况且李叔同出家前还是一位开创中国文化艺术的先行者，在各方面都具有非凡的贡献。如果他不出家，相信仍会在文化艺术上作出新的贡献。但是，李叔同出家后仍然在佛学和佛教文化上作出了杰出的成就，他以卓越的意志和才华苦研律学，恢复南山律宗，被誉为中兴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祖师；他以卓绝的“行”“志”完成了作为一位真正佛教徒、爱国高僧的形象塑造等等，这一切，几乎无人会抱怀疑的态度。那么，这样的出家是不可惜的。

佛学是学术，佛教是文化。是学术，是文化就允许有人去从事，而在这些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则更是应被肯定和赞誉。问题就在于谁去从事。李叔同有这样的愿力，又有这样的能力。他“酒量大”，于是出家十分自然。所以，与其说李叔同的出家是诸种客观原因造成的，还不如说他的出家是主观性格和愿力促就的。这样说并不等于完全无视李叔同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态度。在那种民族屈辱、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面前，有些人遁入空门可能是一种人生幻灭、悲观厌世的表现。但对有些人来讲，比如李叔同，他并不认为人生是无意义无价值的，相反，在喧嚣的尘世之外，仍有积极的追求所在。从这层意义上讲，李叔同从没有把佛门看作人生幻灭的标志，他的行为仍是一种超越世俗价值观的悲壮的追求人生价值的表现。他向往佛教世界的深广宏大，他在那里面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归宿。于是，投诸此端，取势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