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恩

方志恩，1947年10月生，浙江临安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政协诗书画之友社理事，曾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杭州临安区文联副主席、书协主席。出版有《方志恩作品精选——中国高等美术院校教学范本》《方志恩书法艺术》《方志恩书画作品集》等。

“四堂”及牌坊匾额书法浅说

兼谈社会环境用字及思考

“四堂”（厅堂、祠堂、朝堂、庙堂）在中国传统礼制文化中是最庄重肃穆之场所。无论是处江湖之远的庶民百姓，还是居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身处“四堂”皆自觉遵守既成行为规范。牌坊匾额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牌，公示也；坊，街衢也；匾，形制也；额，颜面也。“四堂”及牌坊匾额是书法最高等级的展示之地。它体现了传统礼文化的种种伦理要求和寓意，所以特别显得“温柔敦厚、雍容端庄、平和正大”。它以书法作则，以正相示教，是一种“无为、无声”之示范、是中华文化“知行合一”之特殊体现。现代书法教育受西方文化影响，强调个性和个人风格，所以在社会用字上常常俗多于雅。一些新建筑匾额书法中显得缺礼、躁气、张扬、纤弱、猥琐、画蛇添足，不尽人意。因此，在当下传统文化继承发展之时，学须寻源，书法应自觉融入中华大文化，接受其洗礼，汲取其乳汁。教学中儒道之学不可偏颇。否则，对于原则和规矩的执守者而言，责任、担当、端庄、雅正都可能成为酸腐的代名词。就书法本身而言，仅搞技法、形式，犹如“螺蛳壳里的道场”，壳里打闹，难以深入，甚至出现背离。没有人文引领，便会失去方向。

“四堂”匾额、牌坊题字：

文化认同，正大气象

“四堂”可谓最为庄重之地。在“厅堂”有先人画像，在“祠堂”有祖宗牌位，在“朝堂”有当朝皇上，在“庙堂”有圣贤塑像，可谓庄严至极、神圣至极。在这堂皇之地，以及纪功德、表忠正、颂功名、宣仁义、倡慈善等的石牌坊上，都有一面或几面匾额，皆为帝王名臣和社会贤达的书法作品，内容大多为《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四书》等典籍中的名句，显得既词雅源远又庄严清正、浩气浑然。

当人们关注这些地方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匾上的书法跟别处的书法作品有些不一样，特别的端庄、温润、雍容、清正、敦厚。加上匾额做工考究，就显得非常醒目。人们往往在此驻足细玩其文辞含义、文辞出处，品赏书法作品，留心匾额书者姓名。这些书法创作，虽然未见典籍有明文的规定写法，一定要如何如何。但在旧时，人们都共同遵守着一个伦理标准：“心正则笔正”。这是唐代大书家柳公权在回答唐穆宗皇帝问书时所说，被后人认为是“笔谏”，被司马光记载在《资治通鉴》当中。“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书法雅言》）

故宫养心殿“中正仁和”匾

我们看故宫三大殿的匾额，太和殿“建极绥猷”，中和殿“允执厥中”，保和殿“皇建有极”，此三殿均为乾隆帝所题；养心殿的“中正仁和”、西暖阁的“勤政亲贤”为雍正帝所题；交泰殿的“无为”是康熙帝所题，还有如承德避暑山庄、山东曲阜孔庙、泰山岱庙、山西运城解州和河南洛阳关帝庙，以及全国各地姓氏宗祠，如绩溪“胡氏宗祠”、奉化“蒋氏宗祠”，还有幸存下来的旧时大家族厅堂名人题的匾额和幸存的石牌坊匾额上面的书法作品，都是端庄雅正的楷书，少有其他书体。

为什么上下千百年间，人们都能不约而同、心照不宣地共同遵守这一传统呢？原来，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特别是隋唐科举考试以后，历代政府规定读书人读一样的书、考一样的卷子，以国家的力量推行“道统”思想文化，使读书人写字也有了可供思考和参照的依据。“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君子藏器”“不学礼，无以立”（《论语》）“我养吾浩然之气”（《孟子》），显然在此思考和遵循的是道德伦理的标准，也是正大书法艺术的标准。先祖希望子孙行正义端，兴旺发达；族祖希望后辈人才辈出、光宗耀祖；帝王希望纲常不乱、天下太平；圣贤希望道统垂世、四维伸张。各自都将愿望寓意寄托于匾额书法之上。可见小小的毛笔书写的书法作品，承载的份量是何等的重啊！难怪有人说“书法是文化中的文化”。

先贤虽然没有给书法家如何执使提供具体的指导办法，《论语》中“居处恭，执事敬”，“不内顾，不疾言”，“君子正其衣冠”，“君子不重则不威”等要求，肯定是给旧时文人和书法家有思想启示的。行笔要坦荡从容，又要入木三分，过疾易飘浮，过缓易僵滞，藏头护尾，不露圭角。体现的都是“正大中和”的要求。否则，思路不清，行笔无方，荒率猥琐，不易中的，就不能起到无言之教的象征意义。

中和殿“建极绥猷”匾

厅堂，祠堂，朝堂，庙堂，这是以正相示人的地方，有“宗庙之正歌”之称（《文心雕龙·颂赞》），衣着穿戴、言谈举止、一举一动，都应体现一个“正”字。“风正四方谓之雅”（《文心雕龙·颂赞》），所以“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脩》）。孔子怕有差错，所以问，他说，这就是礼呀！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字则欹斜；志气不和，书必颠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怪不得唐代大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其《书谱》中说：“题勒方畗，真乃居先”。明代书学理论家项穆也在其《书法雅言》中强调：“宫殿庙堂，典章纪载，真为首尚。”纵观秦汉以来，历史上重要碑刻、牌匾书法确以真书为主。

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乐记》）。这是几千年来的文化认同，也是“诚”“敬”“正”观念落实之所在，更是文化自信的基础。现在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到了这样的场合，恭敬之心也会油然而生，步伐慢了，说话轻了，凝神举目，品赏文化与艺术带来的享受。这一文化遗产的影响力，以及对它的认同，将会在人们心里不断的发酵、回味，产生共鸣。

城乡建设，景观用字：

尊重传统，切不可俗

随着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旅游业的开发和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各地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新活力，受到了人民的啧啧称赞。但从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改进的环境用字、建筑用字问题。

比如某地古贤庙，从近年新建地方标志性建筑，处处显示匠心，给人以气魄、精神的印象，就是两处标志性牌坊匾额书法，令人遗憾。第一处牌坊书法，缺少端庄正大之气，萎靡不振。细究问题，字无来源。中国文化最讲究文脉出处。马一浮先生曾说，作诗须是无一句无来历，学书须是无一笔无来历。这显然是高标准，今人难以企及，但完全是自由体就显得特少品位，让人难以认同。不难看到，现在有些建筑牌匾书写，字无来历。书法最怕的是自由体，切不可马虎。第二处牌坊匾额书法，带有当今社会用字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一是缺“礼”。如前所述，祠堂牌坊用字必须以“诚、敬、正”之思想创作的，切不可随便，必须庄正，一般都用正体（如篆、隶或楷书）。这处匾额用草书，缺乏传统文化之礼，显得轻率。特别是古贤祠庙，应该做到“诚敬”二字。二是落款。这样的匾额，落款应尽量简洁，而书者稍显啰嗦，用了三行。第一行三字还吊在第二行的中间，上下虚空，很不雅致。而且本该连写的时令、姓名断开也不合适。如果是写别人的名字，那也是缺礼不敬，自己的名字断开，那是不懂书仪之礼。落款用“书撰”，也不合理。建筑场所名，非书者撰。哪怕退一万步，是书者“撰”的，也应“撰”字在前，“书”字在后。庄严的匾额，也不需要起首章，有多此一举之嫌。

我们从《紫禁城》杂志2015年12月号春花撰文的《清代紫禁城武英殿建筑群建筑各匾额变迁》一文得知，宫廷制匾也是极严肃的事，从选用材质、漆色、花纹边框、底色、书体等等，都要经过皇帝的审核朱批。民间当然比不得皇宫，也不必要与之相提并论，但也应以“去俗”为第一要务，要与整座建筑相和谐。

山东曲阜孔庙匾

匾额书法创作最好应用篆籀笔法为之，可得浑穆。如没有扎实的真书功夫，很难讨巧。用行草书，突出提按动作，往往容易纤弱，书法人不可不知。还有现在的各处仿古一条街上的匾额，问题也是相当不容乐观。

古时左右谁为大的礼制，也不是一件小事。中国文化是尚右的。在古汉语辞典中是这样说的:“右迁”，即是升官,“左迁”，即是降级。“右学”，即为“太学”。“右职”，重要职位。“左道”即为邪道，还有“保佑”“辅佐”一类及等等说词。以故宫为例，面北右边为大，左边为小，所以右面是太庙，左面是社稷坛；右为文华殿，左为武英殿。在京剧或地方戏剧中也可见证：文官，或客，或长者，都在面北的右边，反之则在左边。就连农村建造新房，木匠做好的“正梁 ”上，也要请会写书法的人在根部（古称为本，唐魏征语“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见《谏太宗十思疏》）以端楷写上“文东”，在梢部写上“武西”，以示“文东武西”。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就是这样延绵不绝，上下贯通的。就连寻常百姓家的对联，上联仄声就贴在面北的右侧，称为上联，下联平声就贴在面北的左侧，称为下联。对联落款姓名就写在下联的左侧，不能写在右侧。也有见牌坊下联落款姓名在右侧的，那就错了。旧时匾额书写都是从右往左写的(因面北右方为大)，与对联匹配上下关系，没有问题。但现在，书籍排版是从左往右看，所以有的书家写匾也从左往右写，如左右没有对联那就没有问题，如左右有对联的，就显得格格不入，与传统不相协调了。对联的上下联固有形式，谁也无力改变，这当中的矛盾如何处理？变通的方法是，左右没有对联的可由左往右写，落款在右边，比如横向的单位或企业名称，这样倒符合潮流。如匾额下有对联的，还是尊重传统为好。

三味书屋中堂匾

安徽唐模村“同胞翰林”石牌坊

学须寻源，纲举目张

游艺载道，各臻其美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记得浙江省文史馆老馆长马一浮先生曾说过：“六籍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这是“以道统艺、游艺征道”的话，是高屋建瓴的见解。宋代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曾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唐代书法评论家张怀瓘同样说过：“如学文章，只读今人篇什，不涉经籍，岂成伟器。”

唐代大书法家、大理论家孙过庭所著《书谱》是书法界人所共知的名著、名帖。孙过庭，名“过庭”，就典出在论语第十六篇季氏：“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所以有“过庭问礼”的成语和“过庭训”的典故。孙过庭，字“虔礼”。“虔礼”就是要恭心学礼，以礼做人，以礼做事。其书法论文也是反复引用孔子的原话，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胜母之里，曾参不入”、“君子立身，务求其本”“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从心”等等，总之反复阐述一个观点：“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

中国文化强调的是人文精神传承，而非表象形式。戏剧“将相和”廉颇负荆，“霸王别姬”之悲壮，“苏武牧羊”之忠贞，“四郎探母”之人性，“杨门女将”之一门忠烈，如此等等，无不有承载。四季百花争艳，最为人道者，仍是梅之凌寒、菊之傲霜，兰之王者之香，莲之出污泥而不染，松竹之傲骨长青，何也？中国文化人文精神之所在也。

书法不变的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至善至美的个人心性的，文化的、艺术的、中国式之表达，包括教学、解说语词的中国式。东坡有言：“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苏轼的“无意于佳乃佳尔”，是真正的真知。一刻意，动作便变形，便僵滞。其中之奥妙，唯至诚，至静，以心体会，方可得一，二。凑热闹，赶场子，其总是南辕而北辙。不涉经藉，岂知大道公行是儒、释、道之通理；不登百尺峡、千尺幢岂知华山之险峻之涨力；不细读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岂知咫尺之千里浩渺、蝇头之内人物之鲜活、笔力之雄健；不用心体会，岂知“行书三帖”中牵丝之如苏轼所言“神、气、骨、血、肉具全”；书法与篆刻从源头分折，点画审美要求并无二致，只不过“圆润和谐”而已。

方志恩题“滴翠阁”匾

凡此种种，犹如家常做饭，火候一分不到，便有一分夹生。况且人文艺术，《论语》“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一思不到，便有一思之缺失。

在中国大文化中就书法本身而言，只是“螺蛳壳里的道场”，仅在技法和形式上打圈子，空耗时日。诸如匾额书法不尽人意、环境用字恶俗纷乱等方面的问题，难以用书法本身去解决。要用中国人文来引领，需要我们学到源头，志道、据德、依仁，胸存浩然之气，循理找规律，向经典名帖学习的同时，向自然学习、向生活学习，学以致用，“游于艺”才不至于悬空。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旗帜指引下，书法存在的问题定会逐步改观。

方志恩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