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鸿烈，1941年生，辽宁营口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原浙江财经大学副校长，曾主持财政部课题两项，省级课题三项，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独撰论文20余篇。主编并主笔省重点规划教材《财政学》；《马一浮全集》（全六卷）第一卷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浙江卷》副主编。

刘晏与杨炎

文/邵鸿烈

后“安史之乱”，唐朝一个特殊时段；刘晏与杨炎，这一时段的两位特殊人物。他们都在相同领域有功于国家和历史，却结下了难解的冤仇，刘晏秉公，杨炎为私，二人又都死于冤冤相报。他们都被唐德宗赐死。然而，刘晏之死，“天下以为冤”；杨炎之死，无人为之惜。

刘晏像

刘晏年少便用功读书，颇有文才与诗才。唐开元年间，玄宗李隆基至山东封泰山，刘晏年正十岁，献上《东封书》一文，玄宗阅后大喜，十分赞赏其文采，命宰相张说试其才能，张试后大为称奇，对玄宗说：“国瑞也。”即授“秘书省正字”职。因此“名震一时”，号为“神童”。

刘晏大节清醒，坚定不移；且兼备卓越的行政才干与武略，很早即被朝廷发现并为高层赏识。他不到35岁便被朝廷任命为一个小县夏县的县令，在他治下，夏县向朝廷缴纳赋税足额准时，他也因办事干练而官声广闻；旋改任大县温县县令，政绩卓著，“民皆刻石以传”；不久升官为殿中侍御史。

马嵬坡变故后的第三天，玄宗下诏，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负责中原及黄河流域的平叛；十六子永王李璘经营长江中下游经济社会的恢复。太子李亨赶到灵武（今属宁夏），立即组织所部人马称帝，号肃宗，改元至德；尊其父为太上皇，避难蜀中的玄宗此时手下仅有1300人伺奉左右，已经空虚无奈，只得将天子玉玺送至灵武，李亨遂堂堂正正地成了天子。玄宗安排的另一路力量，永王李璘随即在江夏起兵，名义上是平叛，实际上是同李亨争夺天下。当时，外封诸王，只有太子与永王握有重兵。

李璘深知刘晏才干，且其势力所在距襄阳不远，便致意刘晏，欲任其为官。刘晏坚决推辞不受。并且上书肃宗宰相房琬，对玄宗于安史乱后的分封（以太子充任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诸郡，永王李璘经营江南西道、山南东道、岭南黔中诸地，盛王李琦领江南东路各郡，丰王李珙领河西诸郡，等）委婉地表示异议，建议在此天下混乱之际更应加强皇权。此议深得李亨赏识认可，当即下诏任命刘晏为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从此开始了20余年的理国家之财的重任。

刘晏最大的贡献在于，作为中晚唐杰出理财大家，在安史之乱后的混乱破败局面之中，调整了财税征收方式，整顿了国家财政秩序，理顺了漕运管理制度，基本保住了国家财源的及时到账；是维系国家机器得以基本正常运转的两个关键性人物之一（另一即杨炎）。

刘晏的理财主要包括漕运、盐法、税制和常平四个方面。

第一，改革漕运体制，疏通国之命脉。在以实物税占绝对主体地位的朝代，国税（粮、盐、绢帛）的运输就是国之命脉。鉴于安史之乱后的混乱局面，在运输方式上，刘晏改陆路运输为主为水路为主，极大地减少了运输成本；根据水路各河段的水量差别，采取分段转运方式；为减少散装粮食的损失，采取“囊米而载以舟”的方式。在漕运的管理制度和主要劳动制度上，以政府自办运输即雇佣劳动，代替以往劳役承运即强迫劳动方式。刘晏是中国最早认识到封建劳役的落后、残酷与低效的人。当然，刘晏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得到时任宰相的元载的大力支持，因此刘晏方能“得尽其才”。当刘晏所组织的赋税从江南顺利运至关中，一改长期迟缓延宕的局面时，代宗极为高兴，亲派卫士和吹鼓手在长安城郊东渭桥迎接，并派使者慰劳他说：“卿，朕酂侯也！”酂侯即西汉相国、理财家萧何。

第二，改革榷盐法，深掘财源 。在古代，“盐酒倍利”。在刘晏主管财税之前，盐、铁均为政府垄断官办。政府垄断经营，弊端多多。刘晏将其改为“官督、民产、商销”，辅以“常平盐”调剂，平抑盐价。这种经营和运输方式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调动各方优势和积极性，尤其是盐农、盐工和盐商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和运输效率，减轻了政府成本。在刘晏之前，盐利年收入不过40万缗，到刘晏经营多年的大历年间，竟高达600万缗，“天下之赋，盐利过半。”刘晏的榷盐改革取得巨大成功。

第三，改革常平法，稳价稳市场。常平是西汉的重大机制创新。常平，意为保持物价平衡或平抑物价，稳定经济和民生。因为粮价是最重要的价格，影响广泛。最初名叫“常平仓”，是朝廷建粮仓，粮食收获之时或丰收之时，粮价较低，“谷贱伤农”，于是国家建仓收购贮存，维持粮价；粮价过高时，“米贵伤民”（主要是市民），于是国家抛售存粮，平抑粮价。刘晏把这一机制用到盐业生产和流通上，建立“常平盐”制度，而且把“常平”机制用到流通性较强的其它大宗产品上，从而保持整个社会的物价稳定。既稳定了以粮食为中心的物价，又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刘晏深化了、拓展了“常平”机制，是他对西汉理财家桑弘羊“均输”的创新性继承和发展。

第四，调整税制，鼓励工商业发展以广开财源，为杨炎“两税法”改革探了先路、奠定了基础。即使在刘晏掌管财税大权的中后期，他在财税体制改革上也没有大举措。这是他审时度势的决定。当时的社会状况是，由于“安史之乱”及其后愈演愈烈的藩镇割据，边患也逐渐显现，朝廷能在财税上实际掌握的州郡户口人丁大为减少，由原来的321州下降到169州，相应的课税户数减少更多；更严重的是，由朝廷几代延续下来的政策导致的不课户和不课口占比很大（包括僧侣。以致后来的唐武宗“灭佛”），到刘晏掌管财税时，仅有不到40%的户和不到30%的口才承担租庸调及杂征。面对衰败的政局、严峻的军事形势和不稳的民心，如果对国家基本财税制度租庸调制作大的改革，刘晏担心民情、军情生变，危及社稷大局。这是刘晏大智与精明处。但他还是有所作为。一是取消了对“邸店行铺及炉冶”即手工业者和商户的“加二等征收”（“加”指附加税。这是比较高的附加税率），“一律按本户等缴纳”。这显然意在减轻工商业税负，鼓励工商业发展繁荣，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开辟财源。二是把纳税时间分为春秋两季。这样做，明显分散了纳税人主要是农民的税收负担，给纳税人以缓解、调剂之机；直接目的还是在于确保稳定的国计收入，尤其是应急收入；但也反映了刘晏体恤民心民情的爱民情怀，这在乱世殊为难得！

桑弘羊和刘晏都是我国古代著名理财大家，但我认为刘晏的思想理论境界明显高于西汉桑弘羊，经济思想的深度更远非桑弘羊可比。桑弘羊的理财思维可以概括为“军财理念”，理财目的在增收，增收目的在确保军需，确保军需的主要目的在支持以武力击败匈奴，解除北方边患，当时及后代儒者称其为“言利之臣”。当然，桑弘羊的理财聚财对汉武帝的伟大武功乃至打通西域是至关重要的支撑，桑弘羊厥功至伟。刘晏的理财思维可以概括为“财经思想”，这固然有确保国计收入，以支撑唐王朝“中兴”所需军费之意，但刘晏对财税与经济的关系有比较明确深刻的认识，这是他的财政思想的重要特点和优点，他的各种财政措施都不是一味追求扩大财政收入，而是事事考虑恢复和繁荣经济，考虑民生安稳；从经济角度考虑制定、实施财税政策和体制调整措施。因此刘晏颇为后代儒者政治家、思想家所称道，史书中多有赞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说过：“你是一位经济学家，不一定是一位财政学家；你是一位财政学家，必定是一位经济学家。”此其刘晏之谓欤？

由于刘晏个人贤能干练、明于吏治，大节清醒，精于鉴别，深得代宗信任。大历四年，再次擢任吏部尚书，知三铨事：代宗把组织人事大权包括人事监审权都托付给他了。大历十二年，发生了元载贪污案。当时的宰相元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大贪官之一，非法收入中，仅胡椒一项就有800石，成为千年谈资笑柄。依附元载的副相王缙也贪赃枉法。代宗下诏彻查，二人被揭发后，代宗命刘晏等六位重臣会审。元、王二人服罪，元载被处死，经刘晏据理复奏，代宗免王缙死罪。

元载诛后，宰相常衮专政。刘晏“久掌铨衡，时议平允，兼司储蓄，职举功深。”这让常衮心生妒恨，向代宗建议擢升刘为左仆射，这是明升暗降，夺他的实权。但代宗对刘晏依信不衰，虽擢升其为左仆射，但余职不免。代宗确是刘晏的伯乐，此刘晏之幸。

唐德宗即位后，情势发生了变化。总的看，唐德宗是个昏君。他用杨炎为相（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炎颇有文才，尤其擅长公文章奏，因同宰相元载是同乡，便极力巴结投靠，元载引以为心腹，极力提拔。刘晏奉命审理元载罪案，元载伏诛，杨炎作为同党，被外贬。杨炎如今为相，便决心为被诛的元载和被贬的自己报仇。史载杨炎生性心胸狭隘，心毒手狠，睚眦必报。他抓住刘晏几件事上奏德宗，欲治刘晏之罪。但证据不足且众臣大都有异议，带有宰相职衔的朱泚、崔宁也从旁解救，德宗遂不加罪，但对刘晏已生嫌隙，终于罢免了刘晏的运转、租庸、盐铁等使职，褫夺了他的理财权。过一个月，在杨炎的操作下，德宗贬刘晏为忠州刺史。杨炎仍不肯善罢甘休，便把曾被刘晏降职的几名朝官复职提拔，几人一起广搜“证据”诬陷刘晏与朱泚等人交结，图谋不轨，意欲谋反，杨炎还涕泗交流、亲自作证。唐德宗不加详查，派遣使者至忠州缢杀刘晏，时年66岁。19天后德宗才颁下赐死诏书，并将刘晏家属发配岭南。杨炎还要进一步抄没其家产，因群臣反对而作罢。当时簙录其家产，仅有书两乘，米麦数斛而已，“人服其廉”。须知这是一位掌管天下钱粮、金银珠宝的高官，竟能如此自律！刘晏被诬陷致死，“天下以为冤。”既有淄青节度使李正一再上表朝廷，言“诛晏太暴，不加验实，先诛后诏，天下骇惋。”可谓一针见血。四年后德宗才渐觉有误而悔悟，允许将刘晏归葬，诏赠郑州刺史、加司徒；任命其二子为官，召还刘晏之妻。惜乎刘晏已逝！

杨炎像

唐德宗即位后，便欲任命新宰相，有大臣举荐杨炎。德宗为太子时就曾听说过杨炎名声，于是就启用杨炎。杨炎上任不久就在财税方面策动重大改革，这就是在我国古代财政史产生深刻影响的“两税法”与“以支定收”机制，并进行了一系列财税体制改革。

首先，重新把天子私藏私用同公赋公用分开。私用是专为天子及皇宫开支单列的款项和财货，公用即朝廷用于军国大事的开支。这一制度自西汉开始实施，历时久远，被认为是一项好制度。但安史之乱及其后的混乱国情破坏了这一制度。在德宗支持下这一制度得以恢复，公赋得以独立，国家财政管理基本走上规范和正规。

其次，“两税法”改革。两税法包括几项具有重大创新性的税种税制改革，在中国和世界财税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第一，合并税种，简化征收。初唐制定的税制名目繁多，有租、庸、调、户税、地税、青苗钱等，还有其它杂税，各税种课征对象、课征时间、课证次数均不同，国家财税部门、士农工商均不胜其烦，又从中产生贪吏、恶吏、庸吏，都成百姓压力。杨炎把它们合并、统一起来分两次征收，即使税率不降，政府和百姓也省钱省力省工。这就是税收征管上的“经济”、“简便”原则。欧洲一千年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才提出这两个基本原则。第二，量能负担，公平税负。杨炎提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作为全部税收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按负担能力纳税。现代的增值税、所得税所遵循的就是这一原则。第三，量出为入、以支定收。“量入为出”是我国西周初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姬旦提出的财税原则，直到两千多年后欧洲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才提出这一原则；杨炎提出的以支定收、量出为入原则，在西方，是比斯密还晚的现代的事。第四，两季征收。这是肯定并继承了刘晏的改革而更制度化、具体化，更完善了。

“两税法”制度一直实行到明朝实行“一条鞭法”为止。杨炎的税制改革思想不仅在中国，而且从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看，都是具有深刻的理论性、前瞻性的贡献，在财政经济史和赋税思想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

杨炎被贬，又被启用为相，遂以自己政见开导德宗，获德宗认可。时朝中两名重臣崔祐、乔琳，一名患病不能理事，一名（乔）被免职，杨炎得以专权。大权在手，便开始报恩复仇。首先向德宗建议修建原州城堡，这是自己恩主元载当年的重要规划。德宗便向泾原节度使段秀实询问利弊，正直不阿的段秀实认为不可。杨炎听后大怒，立即将段解职，代之以自己亲信，这一安排差一点引起兵变和西北边患。杨炎诬陷冤杀刘晏，满朝文武为刘晏鸣不平，朝野喊冤。杨炎“恐天下以杀刘晏之罪归己”，就派手下人前往各镇吹风，将过错推给德宗。杨炎此举可谓利令智昏、权令智昏，作死。德宗得知此事，派宦官核实，便生杀杨炎之念。但隐而不发，将杨炎最看不起的卢杞提拔为门下侍郎、平章事；杨仍为平章事，但改为中书侍郎，卢、杨分权：德宗稳办待机。卢杞相貌丑陋，为人狡诈，文才不及杨炎，但其结党营私、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之心不亚于杨炎。德宗在招降无效后派兵讨伐拥兵自重的梁崇义，在这件事上，杨炎有异议。德宗坚决不听杨炎意见。杨与梁崇义私交不错，曾劝说梁归顺入朝，梁不听。德宗决计动武后，杨又私下派人去劝梁。梁仍不听并终于起兵反叛，这事在朝中引起不小震动。于是朝中多人将梁崇义反叛归罪于杨，这背后自然有卢杞的影子。杨再次对德宗平叛用将提出异议，并与卢杞之议相左。德宗认为杨炎之议“疏阔”即昏招、不周密，遂罢其相，为左仆射，这可降级不小。按礼，杨炎在接旨后须面见皇上“谢恩”，退下后还应到中书省礼仪性拜见卢杞。但杨炎从宫中出来，“急驰而归”，令卢杞极为愤恨。卢杞随即提拔与杨炎积怨甚深又比较耿直的严郢为御史大夫，调查审理杨炎和杨炎的儿子违法犯禁的罪行。卢杞、严郢等把杨炎及其子诸种罪状核实上呈德宗，德宗即下诏，诏中有言：“不思竭诚，敢为奸蠹”“党援因依，动涉情故”（结党营私，互相攀援、互相依靠、互相利用、以私情决定所为）“苟利其身，不顾于国”“蔑恩弃德，负我何深！”用语之重，只缺一个“斩”字。但考虑之后决定贬为崖州司马。崖州为中唐岭南道72州之一，在海南岛。在当时，恐怕没有比这更僻远的了。

杨炎接诏启程，踏上流放之路。途径鬼门关，似乎有预感，乃赋诗一叹：“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是？生度鬼门关。”走到距崖州百里之处，德宗赐死之诏亦到。杨炎这年55岁。

个性决定命运。德才学识，以德为先，人无德不立。假如德宗不杀刘晏，则德宗时期国家财政状况、社会稳定状况会进一步改善，极有利于对藩镇割据用兵或招抚，有望促进“中兴”。假如杨炎不诬陷刘晏，以刘晏的为人和才干，不会与杨炎争锋且会遵命协助，与杨炎双星闪耀、相辅相成，两税法改革会更加顺利有效，中唐的财政经济会更加繁荣。

然而对历史的任何假设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后诸葛亮。历史不是假设、不承认也不记载假设。历史是各类事实、人物及其因果的链条，刘晏和杨炎都在其中。唐太宗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政要·任贤》）刘晏、杨炎已静默于历史深处，但他们的长久价值即为后人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