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永升，1955年11月生，浙江金华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教授，曾任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擅长中医内科疾病诊治。国家重点学科——“中医临床基础”学科带头人，从事《金匮要略》教学，主编全国中医《金匮要略》7-11版规划教材。主持课题项目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
浙派中医的特色
范永升
浙派中医不是一个简单学术流派的名称，而是有丰富学术内涵以及鲜明特色的。
1.源远流长
早在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骨器，说明生活在此的人们已掌握了简单外科工具的制造技术，并学会用它们来穿刺引流，治疗简单的外科疾病。黄帝时期桐君在美丽的富春江畔桐君山上，采药识性，著《桐君采药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制药学专书。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出生在浙江义乌赤岸镇的丹溪旁，被后世医家尊称其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明代著名医学家会稽（绍兴）人张介宾著有《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等著作。清代的雷少逸，祖籍福建，后徙居浙江衢州，著有《时病论》，对近代四时温病治疗颇具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何任、杨继荪、潘濂澄等诸位先生的率领下，浙江中医走在了全国中医发展的前列。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颁布实施以来，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浙江省名中医等群贤辈出，这些均反映浙派中医源远流长、长盛不衰的历史。
朱震亨像
2.学派纷呈
浙江人杰地灵，被誉为文物之邦，在中医药领域学派众多、名医辈出。民国以前，浙江名医有史可考者，计有1700多位；中医药著作有案可稽者，有1800多种。医灯续焰，学术创新与传承千百年的浙江中医药学术流派，约有丹溪学派、绍派伤寒、永嘉医派、钱塘学派、医经学派、伤寒学派、温病学派、温补学派、针灸学派、本草学派。除了上述学派外，浙江还有很多中医临床学派，例如妇科就有萧山竹林寺妇科、陈氏女科、宋氏妇科、何氏妇科等，骨伤科有陆氏伤科、黄氏伤科、张氏骨科等，儿科有董氏儿科、宣氏儿科等。这些学派蕴含着丰富的学术思想、独特的诊断治疗方法以及制方用药规律，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整理研究。
3.守正出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特别是学术创新，对于中医学来讲更是其发展的核心。
元代朱丹溪一方面针对当时医学界忽视《内经》理论、方书泛滥的状况，认为《和剂局方》的根本弊端在于理论方药脱节，“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提出“苟将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素》《难》诸经乎。”另一方面，他在学习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三大名家基础之上，结合江南土地卑湿，湿热相火为病甚多的地理特点，以及人多情欲过极，戕伤气血的社会风气，创造性地提出阳有余阴不足论，成为滋阴学派的代表。丹溪的学术思想改变了整个医学界的风气，对明清时期的温病学派都有直接的影响。明代医家张介宾学识渊博，历30年完成研究《黄帝内经》的巨著《类经》，晚年又著《景岳全书》。他根据临床阳气不足出现的病证以及阴阳互根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论，对后世补虚扶正影响深远。可见，浙派中医都是在传承经典基础之上，不断创新，由此推动中医学术的发展。
4.时病诊治
在外感病论治方面，东汉南阳张仲景创立了伤寒六经辨治方法，清代江苏叶天士、吴鞠通等分别创立了卫气营血、三焦辨证治疗温病方法，彪炳千秋。浙江清代医家俞根初临床经验丰富。他针对江南地域实际情况撰著《通俗伤寒论》，名曰伤寒，实为治疗四时感症而设。他提出“以六经矜百病”，主张伤寒温病辨治体系统一，倡导寒温一统新论。何廉臣《重订广温热论》总结提炼了一因、二纲、四目的伏气温病辨治体系。衢州雷丰感叹“从古至今医书充栋，而专论时病者盖寡”，遂以四时为主轴，论述不同季节外感时病的发生发展的机理和证治特点，著《时病论》，发前人所未发，体现了浙派医家在时病论治理论上的贡献。俞根初诊断四时感证，强调四诊合参，尤以望目与腹诊为其专长；何廉臣则有看舌十法和辨苔十法，在临床上均有极其重要的诊断价值。俞根初还针对江南湿温，主张因地制宜。《通俗伤寒论》所载101方，方方皆佐渗利，或芳香宣透之药饵。在立法方药上都紧扣江浙地域感邪的特征。
5.学堂论医
明清时期，中医教育形式趋于多样化，钱塘学派的开山鼻祖卢之颐在杭州以他自己所撰著作为讲义，开讲医学，听讲者颇众。张志聪于清康熙三年（1664），在杭州城隍山脚，建造了一座书院式建筑，名侣山堂，更把卢之颐讲学事业推上高峰。《清史稿》记载“志聪构侣山堂，召同志讲论其中，参考经论，辨其是非。自顺治中至康熙初，四十年间，读轩岐之学者咸归之”。生动反映了张志聪建堂办学、论医讲经的盛况。志聪故后，高世栻主持侣山堂，一直延续到光绪年间。侣山堂延续近百年的讲学，在海内外有巨大影响，出现了医学史上少有的繁荣局面，不仅广泛传播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福建陈修园称“武林为医薮”，江苏徐灵胎赞“大作推钱塘”。
清光绪十一年（1885），陈虬、陈介石、陈葆善、何迪启等人为推行改良维新主张，首次引进西方医学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浙江瑞安创办了新式中医学堂——利济医学堂。办学十九年，培养了三百余名优秀中医师，在全国影响深远。
1919年，浙江兰溪药业公会创办兰溪中医专门学校。1920年学校重金聘请张山雷来学校主持教务，张山雷编写病理学讲义、内科学讲义、女科学讲义、外科学讲义、儿科学讲义、古今医案平议等，学校办学18年，受业学生多达550余名，培养了针灸名家邱茂良等一批中医优秀人才。至1937年，因日寇飞机轰炸兰溪，学校停办。
6.善文载道
浙江具有乐耕好读，崇学重教的风尚，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浙派中医也具有善文载道的特色，一方面他们善于总结临床经验，探讨理论问题，勤于著书立说；另一方面又重视古籍的整理研究，善于创办刊物，交流与传播中医学术。宋代永嘉学派陈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计18卷。明代山阴人张介宾先著《类经》32卷，后撰《景岳全书》64卷，为中医学中的鸿篇巨制。清代张志聪撰《伤寒论集注》《黄帝内经素问集注》等著作八种，凡45卷计173万言。民国期间，何廉臣先后编著《重订广温热论》《感症宝筏》《增订通俗伤寒论》《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等，影响深远。仅此，浙派中医著述之宏富，可见一斑。
清末民国年间，陈虬主编的《利济学堂报》是我国近代最早出版的中医期刊。绍兴裘吉生与何廉臣、曹炳章创办《绍兴医药学报》，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国内名家张锡纯、张山雷等均在此刊发表论述，成为中医界主要学术园地。裘吉生先生1923年成立的三三医社，出《三三医报》，后编成《三三医书》共三集，每集各33种。1936年，在精选珍贵孤本基础上，刊行《珍本医书集本》第一集，贡献巨大，可谓开近代中医文献学之先河。
（清）陈虬编《利济学堂报》光绪二十三年利济学堂刻本（温州市图书馆藏）
7.厚德仁术
古人云:“医者，仁术也。”绍兴“三六九”伤科为浙江传世著名伤科，为方便百姓就诊，自光绪年间起，每逢农历三、六、九日在绍兴城宝珠桥观前，二、五、八日在萧山城凤堰桥，设流动船诊，并以鸣锣为号，需要医治的患者，只要在岸上招手即停，似现在的流动车医院，大大方便了患者的就医。民谚有:“清明时节雨潇潇，路上行人跌一跤；借问伤科何处有，牧童遥指下方桥。”“三六九”伤科之名家喻户晓，妇幼皆知，在百姓中传为佳话。
王孟英既是一位温病学之集大成者，又是一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医生。他生活在社会底层，深知民众疾苦，其性耿直，虽贫不事权贵，不慕荣利，以治病疗疾，活人济世为己任。在关系患者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每能挺身而出。如治石诵羲一案，患者经多方医治，病情日增，延请王孟英医治，翻阅前方，曰:“惟初诊顾听泉用清解肺卫法为不谬耳，其余温散升提，滋阴凉血，各有来历，皆费心思，原是好方，惜未中病。”据证拟方，以石膏为主药。次日，病者父告知石膏不敢服用，王孟英细心劝导。第三天复诊，患者诉说胸中一团冷气，又未服药，王孟英还是耐心劝导。第四天王孟英再次复诊，只见群贤毕至，议论纷纷，患者仍未服药。王孟英本想与众商榷，又怕节外生枝，贻误病情，于是就不谦让，援笔立案:“病既久延，药无小效，主人方寸乱矣。予三疏白虎而不用，今仍赴召诊视者，欲求其病之愈也。夫有是病则有是药，诸君不必各抒高见，希原自用之愚。古云:‘鼻塞治心，耳聋治肺’，肺移热于大肠，则为肠澼，是皆白虎之专司，何必拘少阳而疑虚寒哉？放胆服之，勿再因循，致贻伊戚也。”见王氏有此卓识，其他医生纷纷告退，病人取王氏药煎服，三剂就痊愈了。这个案例，说明医生治病不仅需要精湛的医术，更需要救人疾苦的崇高精神境界。
浙派中医的称谓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实施之际发布，对于浙江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以此为契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同心协力，砥砺奋进，推动中医药事业更好更快的发展，在新时代中作出新贡献！
(节选自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纪念文集《崇文鉴史七十年》，文中图片来自网络)